对于正在接受或准备接受MPA教育的人士而言，MPA教育对人生、对职业意味着什么？作为登陆MPA殿堂的第一课，学院专门为新生举办了对话栏目。本次活动邀请到了几位具有国外MPA教育经历的成功人士和公共管理学者，就“中外MPA教育比较”、“MPA对人生职业发展的意义”、“怎样成为优秀的MPA学员”、“MPA学习收获与应对工作中的挑战和机遇”等问题进行了对话，并以开放、互动式论坛的形式与MPA新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薛澜：从第一批MPA入学典礼的第一天，我们发现大家对MPA的理解，更多是从书本或从网上查到的一些材料。但中国有句俗话“百闻不如一见”，我说，“百见不如一干”，“一干”就是去亲身体验，中国目前还没有培养出第一届MPA.我们从开始邀请一些原来学过MPA的、现在从事公共管理部门工作的公共管理者，来介绍学了MPA以后的一点体会；同时和大家做个交流。现在开始请各位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原来的工作的情况，读MPA的简单体会及目前的工作情况。
孙永福：我在外经贸部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作交流中心的主任，10年前到肯尼迪学院读MPA.那时我只是一个处长，去美国之前也在交流中心工作，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读完MPA以后工作担子更重一点，从处长到副主任到主任，就这么点变化，至于体会，等大家介绍完我再谈。
向欣：我在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工作。1999年中组部选派一批司局级干部去哈佛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也是MPA的一个外围项目，回来以后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目前在国家外经贸委负责国内的商业流通体系建设、市场建设方面的工作，现在更侧重于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领域的工作。
杨扬：我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局长，1988年在肯尼迪学院学MPA.做过很多工作，曾在比利时中国驻欧盟使团当过外交官，90年代初，肯尼迪学院毕业后，在一个公司作了4、5年的老总，而去肯尼迪学院读书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袁岳：我目前担任零点调查公司的董事长，在司法部工作过将近5年，92年开始下海创办这个公司。我是2002级的哈佛肯尼迪学院的MPA学生，读的是mason 项目的MPA，也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MPA项目。
薛澜：从工作背景来讲，向司长与杨局长可能在政府部门，老孙属半个NGO，但有政府背景的NGO，袁岳属企业，所以从你们各自的工作背景、不同的组织机构来看，对你们的工作来讲MPA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MPA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袁岳：说到MPA，首先要讲到什么是public，什么是公共的问题。公共分三个层面。第一，问题分公和私。有些问题是公的问题，有些问题是私的问题；第二，处理问题的方式分为公的方式和私的方式。第三，公的问题中间又可以有公的机构和私的机构。大概可以这样理解：一、公的问题可以由公的机构来处理，也可以由私的机构来处理，不是说公共的问题只能由公共的机构去处理，有很大的一部分公共问题是由私人机构或NGO来处理的，一个社会中间只有那种必要的、没有人愿意去理的才应该由最公共的机构去处理，即使是私的问题也有可能由公的机构去处理。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就是典型的用公的制度处理私人的问题。二、讲到公的机构和私的机构时，首先有个公的方式和私的方式，我国最不发达的是公共管理的方式，比如说关系，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关系，但中国的关系通常不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因为它的定位有问题。中国通常把关系用于私人目的，我们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换中间我欠了你什么，你欠我什么，然后我就让你为我做事，即使你当了官，你 在公共的职位上，还是把这个资源用在未知的服务，这是个普通理念。所以以前陈希同的犯罪，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会不会犯事？概率也许还是很高。为什么呢？那个方式是私的。我们很少看到有两个很好的关系的人去商量怎么去资助学生，怎么解决那个问题，或者两人一起去搞个什么环保计划；他们商量的时候尽是怎么你帮我，我帮你。它虽是公共的资源，却用在私的方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学习中要解决什么是公的方式。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在公的中间，国家和民众不是同一个公的概念。也就是说public在我们传统中通常被理解为等于国家，国家做的就是公共的，这不见得。很多腐败官员可以用公共的民意干很私人的事。现代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公共管理中，public越来越代表着民众的愿望，如果用民众的愿望，用Public去检验国家的行为是否是合适的，如果采用前一种方式，国家等同于公共，就会把公共管理等同于行政管理；如果把公共管理确定为是不完全代表国家的，甚至基本的出发点是民众的，那就是说公共管理不是行政管理。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通常是把公共管理认为是行政管理，这是值得讨论的。正因为在这个前提下，所以为什么像我们一个私的机构你可以去研究私的问题，也可以去用公的方式去对待很多问题，包括同样做一套数据，可以是用共享化的方式来营造这个社会中间人民所认为的公共价值，这就是说一个私的机构可以介入到公共事务或推动公共管理的发展。
提问：有人说公共事业是非盈利性的，不能想着挣钱，所以商业管理的一套方法理论不能应用在公共管理中，不知道几位学长怎么看这个问题？
袁岳：有的人认为公共的就是公益的，这也是不对的。公共的是可以很挣钱的，实际上你要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最挣钱的行业就有公共的，包括垄断事业。但是它都不是以一种正规的business的方式运作的，如果用正规的business方式，比如说经营中央电视台，有人说中央电视台已经很赚钱，假如说它的营利率是20％的话，一个公司可以营利80％。这是我的第一层意思：做公的不见得是公益的。第二个就是当一个私营机构做这些事情时，为什么政府愿意跟你合作？政府机构看重的有两样东西：一是效率，一个民营机构可能做这个事儿更有效率。它在运转一件事情，在单位时间内干这种事情，如果能够三天干完，不会拖上三个月的。二是professional，就是专业标准。因此政府也提高了效率。为了营利去提高效率，民营机构会用更加专业化的方式。Professional是有标准的，甚至有合约的方式，你没有达到合同，我们就不给你付余款了。而政府机构处理这个事儿就要复杂得多，100个人就有200种看法，那你最后我怎么验收你合不合格？所以，这事由独立机构来做，你超越了厉害关系，在多元的利益冲突之上说这个事情，可能会更有效。做好一件事情关键在于什么？是按professional标准去做。你可能会怀疑你钱给得多点就做好点，钱给少点就差点。短期来说是可以这样的，如果你长期老这么干事，你以后就拿不到生意。公共领域很重要的是真正体现公共价值的水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私营机构本来别人就不信你，你老玩这招，很快就没戏了。
杨扬：从公共部门来说，从政府来说是政府采购，政府采购观念现在不光是物质采购、原材料采购、设备采购，还包括着智力采购。我前段就想到候选机构，我们现在想搞一个研究报告，就是对媒体的播出效果进行评价，就得委托民营机构来做。
孙永福：这个道理我觉得很简单，我为公共服务，但是我的具体的产品要通过professional来制造，那我向你买，你间接提供的产品是公共的产品。
袁岳：我再支持一下杨扬的意见。在1965年以前，美国政府的研究资讯工作是由自己做的，尤其是在1945－1965年期间。在这期间，美国因为新政，政府的作用极大地扩大，有一系列叫做事前认证，事前评估，所以政府花在上面的钱，特别多。政府各个部门都搞了很多个研究所，研究机构，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各个政府部门。
提问：对于一个有志于社区事业的MPA学生来说，您认为她应该怎么做？
在社区里面，要考虑社区里面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想办法通过社区的一个model把它做好，放大到整个社会、一个城市，如果能够抓住那种典型，能够把具体的事务做好，影响就非常大，你就可以说从一个领域里面你可以做得非常响，所以要分析社区里面存在的问题，然后通过你知识的积累，想办法把你这个城市和你这个社区所关注的问题解决好。
我正在写一篇paper，大约15万字的，叫做《公共空间的创造和社区凝聚力的形成》，如果在居委会工作，你一定感到其实我们的社区是没有凝聚力的，不是很有效的。即便你刚选举，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选举是一个简单技术，动员才是一个复杂技术，怎么动员？我们社区里面，除了家里，没出家门，走廊里面都没有人引导里面的价值。怎么做公共空间是一套新的技术，我们做了社区的实验，证明它能够有效地改善人们的沟通障碍和人们的行政凝聚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选举就有价值了。因为出现了新的公众人物，人们对公共资源有意识，人们愿意竞争性的获得公共资源，人们愿意公平的分配公共资源。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就关心公共事务，那这个里面很多事情包括环保，就变成工作了。大家愿意去推动社区事务，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社区的面貌与原来发生很大的变化。这里面都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比如社区有一些volunteers，包括企业，企业对它的生存的社区都是很关注的，它周围的环境好，它的社区服务好，他的形象就好。这里面有很多资源可以动员，那么怎么把这个社区的资源动员起来，为社区所最关注的事情进行相应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很有影响的。
责任编辑：虫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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