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内阁时期，由于其浓厚的反共色彩，以及“长崎国旗事件”后中日关系陷入“断绝”状态，台日关系发展平稳，台湾方面的态度由前一阶段对日的疑虑转而强调双方加强合作。但是好景不长，以修订日美安全条约为目标的岸外交触怒了日本人民“要求和平的思想”，最终导致了岸内阁的垮台。

　　1961年至1964年，即池田内阁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日台政治关系的低潮期。池田内阁时期，强调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在池田组阁后仅10天，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宁一率团访日，这是长崎国旗事件后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访日，台报称，“这说明日毛关系已在部署新的开始了”，次年1月，日本外相小坂在众议院发表外交演说，希望扩大和中国的贸易 。

　　其实在池田内阁执政的前两年，台日关系还是平静的，真正的转机始于1962年11月LT贸易备忘录签字。当时池田内阁不顾台湾方面的抗议，对LT贸易以支持与谅解。其后，又同意对华出口维尼龙成套设备时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互设LT贸易常驻联络处，交换常驻新闻记者等，使中日关系发展到半官半民的水平，这引起了台湾方面的极大不满，台日双方领导人之间的感情也恶化起来。1963年9月19日，池田在会见美国赫斯特报系总编的时候说：“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没有根据，近于幻想。”三天后，蒋介石在台北会见该总编时反讥池田说：“如同(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一些日本人士一样，预言非其所长”。

　　同一天，台湾召回驻日“大使”，此时，又发生了“周鸿庆事件”，这更加速了台日关系的恶化。次年1月，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日本彻底明确对台政策，“如果日本政府一意孤行，继续其媚匪亲共政策，罔顾我国以怨报德之精神，不惜牺牲中日两国间之既存关系，则今后在中日关系上所产生之一切严重后果，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随即台湾驻日本“大使”辞职，大使馆高级馆员回国，台湾当局停止了政府机关及公营事业的对日采购，甚至在台北还发生了袭击日本驻台“使馆”事件，台日关系在“建交”12年后面临断绝的危机。

　　后来，台日关系经前首相吉田访台，以“吉田书简”形式保证对华贸易不再使用进出口银行的资金，对台湾反共予以精神、道义支持，以及经过外相大平正芳访台进行修复，缓和了危机，但是台日关系在池田时代始终未能复原。

　　在岸时代和池田时代，台日关系面临的问题极为相似，即都是因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引起了台湾方面的不满和不断抗议，且都是在形势发展到关键时刻分别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和周鸿庆事件。不同的是，岸和池田政府对事件处理姿态不同，岸重视台湾，池田则较重视以贸易为主的对华关系，前者基本接受了台湾方面的要求，后者则不顾台湾方面的反对，结果，在岸时期，中日经济、文化关系几乎全部断绝。而在池田时期则是台日关系下降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作为个人来说，岸成为第一个访问台湾的日本首相，而池田在1961年和1963年两次访问东南亚时，都没有接受台湾方面的访台邀请。

　　1965年至1971年，即日本政府的佐藤内阁时期，是台日政治关系20世纪60年代的高潮期。佐藤组阁后，旋即拒绝中共代表团入境，中日关系急转直下。1965年2月，池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关于“吉田书简”，日本在道义上受约束，在法律上不受约束。佐藤政府一开始表现出来的向右转的倾向，使台湾当局也感受到了“佐藤内阁和其前任池田内阁有所不同”。

　　1965年3月，日副首相石井光次郎以特使身份赴台参加陈诚葬礼，8月台“外长”沈昌焕访日，11月张群访日，一时间台日关系密切起来。至1966年台报就台湾驻日“大使”魏道明离任发表评论说，“这两年中间，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真可算是风平浪静，一片祥和，这不仅是周鸿庆事件以来值得重视的情景，同时，即在抗战胜利以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上说来，也是弥足珍重的好记录”。

　　1967年，台日关系在前两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要人互访：上半年，台湾“副总统”严家淦访日；年中，佐藤荣作访台；下半年，张群和蒋经国先后访日，尤其是后者以“国防部长”身份访日，表明了台日关系的加强。

　　1968年以后，台日关系的密切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在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合作上。日本在联合国年复一年地作为指定重要事项方案的联合提案国，为维护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而四处奔走。直到1971年联大否决了日美等国提出的“逆重要问题”提案。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台湾的政治“外交”关系的丧钟也敲响了。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的同一天，台日“外交关系”宣告结束。

　　3.中日建交后的台日关系(1972年9月中日建交至冷战结束)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上出现了美、中、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的地缘政治结构。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促使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在这种背景下，长期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政府也改变了对华政策。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29日中日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关于台湾问题，“联合声明”第二条明确规定：“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指出：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各国不可侵害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此外，联合声明签字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作为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台日条约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以上述方式宣告了“台日条约”的废除。1978年8月，中日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而使《中日联合声明》具有了法律基础，全面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台湾与日本“断交”以后，双方基于互有需求之考虑，台日关系有增无减，台湾与日本保持着“非官方外交”关系。在政治方面，台湾当局与日本为持续保持双方非官方的联系，于1972年12月互在对方建立机构，即日本成立“交流协会”，台湾成立“亚东关系协会”，以作为“彼此沟通的管道”。目前，日“交流协会”在台北、高雄设有事务所；台“亚东关系协会”则在东京、大阪、福冈设有办事处。双方机构旨在负责处理相互间的“签证业务”与从事“民间贸易联系”。1973年3月，日本自民党滩尾弘吉纠集一些议员，组织了“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以民间名义“积极发展”与台湾的“亲善关系”。该会成员不断增加，如今人数已由成立时的60余人发展至200余人。1981年11月，在野的民社党亦成立亲台的“日华(台)恳谈会”，目的是“扩大”台日交流，如今该会成员众多。这些组织实际上均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

　　在经济关系方面，台湾更加受到日本的渗透，表现为：

　　首先，双方贸易大幅增加，台对日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日本成为台湾最大的投资者，垄断台湾本地市场和出口贸易。

　　其次，台湾依赖日本技术，成为日本的加工厂。日本不但控制对台技术零件的出口，还进一步控制台湾的经营权。以汽车工业为例，台湾搞了30年，“每一家汽车工业虽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却没有一家能完整地自制一部汽车，往往引擎、重要部件都要依赖日本合作者提供。此外，台湾许多家电产业，也不过是日本家电产业在台的影子产业。至于20世纪看俏的OA产品(办公自动化机具)，日货更呈现九成的市场占有率。”据此，台湾“立法委员”彭百显在论述近30年来台日经济关系后认为，台湾经济仍是“日本的半殖民地”。

　　在人员互访等方面，日本各界一些要人，一直积极参与拼凑各种亲台组织的活动。现日本对台主要组织有经济界的“东亚经济人会议”(会长为大竹平八郞)；科学技术界“东亚科学技术协力协会”(理事长为前田正男)；文化界“日华(台)文化协会”(会长为宇野精一)、“福冈日华(台)文化协会”(理事长为秦三郎)。还有“亚东亲善协会”(会长为原文兵卫)、“日华(台)观光交流协会”(会长为有田喜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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