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台湾当局与日本的关系先后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一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迫撤出台湾，在美国的撮合下，台日签订合约，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台湾当局“断交”，但仍然暗地里保持和发展着“实质关系”；三是冷战结束后，台日关系明显提升，进入全面强化时期。

　　(一)战后台日关系的演变

　　从二战结束后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日本一直承认台湾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权”，同台湾保持着十分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实际上，对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来说，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又一个主要支持者，并与台湾政权一起加入冷战阵营，共同发挥着美国的“反共防波堤”的作用。

　　1.台日签订和约，逐步恢复关系(1945年8月至1952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安藤吉利在投降书上签字。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长官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从即日起台湾和澎湖群岛正式重新归入中国主权之下。自此，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台湾长达50年的统治结束了。国民党从日本占领者手中，接受了775个规模较大的企业，这些资财成为后来台湾官营资本的重要基础。由于当时日本被美国占领，1949年12月蒋介石逃台之前，日本同台湾完全断绝了政治和经济关系。

　　1951年9月3日，美英等国单独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该和约的第二条只提“日本放弃台湾和澎湖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和要求”，而不提归还中国，实际上是为“台湾地位未定论”制造法律依据。同时也是为此后美日分离台湾的阴谋制造理论根据。1952年4月28日，美国宣布《旧金山和约》生效。同一天，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在台北签订《台日和平条约》，并在台北和东京互设“大使馆”。5月5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宣布《旧金山和约》生效是非法的，美国策动日本与台湾当局缔结条约，意在把两个傀儡联在一起，构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国人民和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2.台日经济关系发展顺利，外交关系一波三折(1952年至1972年9月)

　　在《台日和平条约》签订后的20年间，台日双方保持并发展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各种关系。1952年7月29日，“台湾日本经济协会”成立，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张群等人鼓吹台日合作，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政治上共同反共。此后，日本加速向台湾扩张。20世纪50年代中期，台日经济关系已恢复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水平，台湾对日本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1955年台出口总额为1.23亿美元，其中对日出口为0.7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9%。据台湾官方统计，1952年至1970年日本对台投资386件，占外国人对台投资587件的65.7%，投资额为0.89亿美元，占外国对台投资总额3.962亿美元的22.5%。20世纪50年代，台湾处于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型经济阶段；日本在经济上也处于从恢复到技术革新和设备投资的现代化阶段，双方都处于资金短缺时期。1950年9月，台日通过签订《台湾和被占领的日本之间的贸易协定》建立了易货贸易关系。从1953年开始又由易货贸易改为记帐贸易。据此，台日之间每年举行贸易会议，制定贸易计划，进行贸易，从而促进了台日贸易的发展。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双方“除了维持贸易往来之外，其他领域的经济关系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大中型企业通过技术合作和合资等方式扩大对台湾的投资。台湾实行了“以外贸养工业”的新策略，发展外向型经济，使经济日益转向国际市场。同期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现代化逐步实现，商品出口急剧膨胀，特别是1965年以后外贸顺差成为定局，日本资本也加入了出口的行列。因此，台日经济迅速发展，且日趋紧密。整个60年代，台湾对日出口年均增长12.89%。日本对台出口年均增长21.01%。1971年双边贸易额达12亿美元，大量的日本资本涌入台湾的三个出口加工区。到1971年，日本私人在台投资为406件，9685万美元，1965年和1971年台湾还接受了日本政府的两次金额为1﹒5亿美元和2245万美元的日元贷款。在台湾，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等大企业集团和松下、日立、东芝等大垄断企业都扎下了根。

　　台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导致了台湾对日本资本尤其是技术的高度依赖，也导致台湾对日本的工业材料和零部件的严重依赖。“台湾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的外围加工基地”。

　　从1952年到1972年，台日之间较之经济关系的发展比较顺利，但双方政治关系发展却经历了几起几落，“外交关系”更是一波三折。1952年到1956年，即日本政府的吉田、鸠山内阁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的低潮期。对日和约签订后的吉田内阁时期，台日关系并不密切，只是在台日“和约”生效时，张群作为特使访日，1953年至1954年双方外长有一次互访。因为日本认为“经济恢复是燃眉之急和无可置疑的第一要务”，“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之后的最高要求”。

　　及至日本政府的鸠山内阁时期，始于吉田时期的中日民间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55年5月，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协定规定双方定期在对方国家举办商品博览会、互设通商代表机构、鸠山对该协定表示支持和协助)，

　　而中苏关系方面，在1954年10月中苏联合声明中也宣布愿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日本在努力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苏联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方面，将得到中苏两国的全面支持”等。同年12月，《人民日报》社论表示：“中国政府将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这一切造成了中日关系改善的气氛，引起台湾的极大不安。台湾当局认为日本既然承认了自己，“当然不能容许有任何助长叛乱集团势力的行为”，并就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指出此为台日间“发生磨擦的根源”。

　　在台日政治关系于1956年冷淡到极点之时，却出现了峰回路转的种种迹象：上半年台湾立法院院长张道藩率团访日，不久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石井光次郎率团访台，这两次访问导致了台日合作委员会

　　于次年成立；年中，日本军事代表团访台、台湾财务部长访日；年末，台湾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大开绿灯。

　　1957年至1960年的日本岸内阁时期，是台日政治关系20世纪50

　　年代的高潮期。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后立即改变了对华对台姿态。同年4月，在其支持下，第一届日台合作委员会在东京召开，岸信介的经济后台藤山爱一郎出席会议。6月，岸信介亲自访问台湾。台湾方面认为，通过这次自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日本现任首相的首次访问，“修正了过去三年间在‘中立外交’的名义下，对GCD国家接近并和苏联复交的前任鸠山内阁的路线，使中日关系再度趋向密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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