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冷战后台日的“实质性”外交关系
1. 官方往来频繁，层次不断提高
冷战结束后，台湾当局不断加强对日本的政治攻势，推行“实质性”外交。日本也极力提升双边关系，其实质性关系有所发展。
1991年4月，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章孝严公开访日；5月，日本外务省首次决定派课长级以“长期休假”方式出任驻台“交流协会”总务部长，并允许副部长以下官员以“私人身份”与台当局接触。
1992年5月，日本先于美国将台湾驻日的民间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改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使日台交往的“准官方性质”日益明显；同月，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向李登辉发出访日邀请；11月，台湾利用“亚洲展望年会”的机会，派遣“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婉容、“总统副秘书长”邱进益、“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辜振甫出席会议，并与日本官房长官加藤广一、通产省大臣渡部恒三会面，这是日台“断交”20年来，日台官方“最高层次的会面”。
1993年2月，台湾“外交部长”钱复假借观光之名访日，大搞“度假外交”，台湾媒体认为这实质上是等于“承认”了台湾“外交部长”的身份，显示日本政府在缓慢修改对台湾的看法和做法；同月，辜振甫率台湾“工商团体访日代表团”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访问日本，受到日本的高规格接待；5月，日本通产省大臣政策局长访台，进一步提高了日本官员访台的级别；11月，日本官房长官武村正义在谈及日台关系时，第一次在公开外交场合称台湾为“国家”。
1994年，日本邀请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所谓副总理级)徐立德出席亚运会开幕式，这是日台“断交”以来访日级别最高的官员，大大提升了日台官员的访问层次；10月，当时的日本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在亚太经合组织负责中小企业的部长会议召开期间，与台湾当局的“经济部长”江丙坤举行了首次部长级的正式会谈。
1995年，日本派驻外国大使出任“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在同年的亚太经合会首脑会议期间，日本打破了以往亚太经合会首脑会议仅允许台湾当局“部长级”官员参加的惯例，允许辜振甫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与会，其用心可谓良苦。
1996年，日本国会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在台湾为驻日机构代表马树礼举行的欢送会上，日方公开称台湾为“中华民国”；“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驻东京办事处由25人增至150人，并新增经济、科技与政务三个组，职能扩大，级别升高，实际上已经成为“地下大使馆”；3月，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丁懋时秘密访日，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尾山静六就中国大陆军事演习时的台海形势交换了看法，台湾高級官员在安全问题上主动同日本协商，这在日台“断交”后尚属首次。针对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日本以“延缓第四次对华贷款”相威胁以支持台湾，成为除美国以外唯一对我国内政做出强烈反应的国家；外务省亚洲局局长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只是中国的说法，而不是日本的说法。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首次公开发表这种带有挑衅性的言论。
1997年，日本公开宣称“周边事态”实质上包括台湾，这在军事上为染指台湾海峡局势提供了根据。
1998年2月，李登辉夫人曾文惠实现以私人身份访日；4月，日本政府改变了25年来不承认台湾护照的做法，对所谓“中华民国护照”直接加盖入境许可印。
1999年5月，李登辉日文版的《台湾的主张》一书出版，这本书抛出的分割中国“七块论”，很快在7月份变成了“两国论”；11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访问台湾，与李登辉及台北市长马英九会面，表现了日本企图在台湾“总统”换届时控制局面，继续在台湾政坛施加影响的意愿。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日交往的频繁与级别规格的提升都是日台“断交”后的70、80年代所未曾有过的。
2.经济关系密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日双方的经贸关系更为密切。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台湾对金融业的开放，日本金融涌入台湾，许多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以及人寿保险公司也以非正式名义长驻台湾，不仅从事存贷款业务，而且掌握台湾金融市场情报，为日资企业服务。日本商社无孔不入，例如，日本大型百货集团相继登陆台湾，日本财团通过与台湾财团合作开设公司或技术合作，掌握了台湾百货业经营管理权和销售市场。
据统计，1991年，台日贸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台湾对日本贸易逆差为96﹒93亿美元。
1994年，台日贸易额达345亿美元，其中日对台出口为238亿美元。 1994年，日本对台直接投资3.9亿美元，占台引进外资总额的24%，到当年为止，外国与台湾地区技术合作项目共4031件，其中日本2379件，占总数的59.46%，远远超过居第二位的美国(782件、23.96%)。1997年，日本是台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为407亿美元。同时，日本也是台湾的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台湾对日本逆差逐年扩大，经济在技术源头上也越来越依赖日本。2001年，双边贸易额达386.1亿美元，其中台对日输出127.6亿美元， 输入258.5亿美元， 对日贸易逆差达130.9亿美元。
3.突破安全合作领域
冷战后，日本不断提高军费开支，推进质量建军，致力于装备现代化，军力不断提高，军事大国步伐明显加快。同时，日本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完成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防备“日本有事”转为概念含混的“日本周边有事”。日本国内不断有人叫嚣“日本周边”覆盖台湾海峡，假如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就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日本就要出兵台湾。
近几年，日本在东亚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也比较频繁，防卫重心由北向南转移，具有明显的防范和针对中国的用意。台湾当局和日本出于各自的安全考虑，不断突破安全合作领域。
2000年5月19日，新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陈水扁的《台湾之子》一书在日本国内出版，书中强调发展对日关系，确立两“国”在东亚安保的共同利益，同时确立了美日台三者关系的安全网。
2002年8月19日是，在台北召开了由日本、美国、台湾的军事和外交专家参加的正式安全会议。这是日美台在安全方面的新合作关系的开始，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增大是举办这次会议的背景。会议的名称是“美国、日本、台湾三边战略对话会议——台北会议”。该会议由“台湾智囊”以及日美的两家研究机构共同主办，而“台湾智囊”是在陈水扁“总统”关心下建立起来的政策研究机构。出席会议的有：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陈必照等8人，日本前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队司令金田秀昭等8人和美国前国防部日本科科长萨科特等4人。
(三)台日关系发展的原因、制约因素及其走向
1、台日关系发展的原因
冷战后台日关系的发展，有着深刻、复杂的政治背景。从本质上讲，它源于日本的发展战略和台湾当局推行“务实外交”，以此“展拓国际生存空间”的利益需要。其具体原因为：
(1)国际背景
冷战结束之后，苏联对西方的军事和政治威胁突然消失了，西方已不再需要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奉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对一部分习惯以“冷战思维”思考问题的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客观事实。在这种国际格局发生大转变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各种制裁，企图压中国改变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纷纷调整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提高派驻台湾的机构、人员级别、派遣部长级官员访台、接受台湾当局高级官员来访，甚至向台湾当局出售先进武器。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是美国政府违背“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向台湾出售包括150架F－16战斗机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和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
(2)日本的国家利益
冷战结束后，日本加速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1994年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第49届联大上的演讲可视为其全面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亚太地区作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在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位置举足轻重。
责任编辑：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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