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行农村经营制度，有人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可以解决温饱但解决不了致富和小康问题，有人主张要大规模集中土地搞集中经营。我觉得这些认识还要进一步讨论和澄清。在中国，目前土地对农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农民与土地就是唇齿相依，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一个生活保障。虽然2亿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了，但是他们有一半左右就业不稳定。如果我们的经济一旦出现波动，农民就会失业，而农村土地被收走了，他们的进退就没有了根基。所以，在我们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有些事情可以探索，但是要说大规模集中土地搞大规模农场，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千万不能一厢情愿，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脱离我们的国情。
中国现实的国情是，有2亿多农户，一家平均大概七八亩地的土地规模，这么小规模怎么和市场经济相衔接，而且农户如何能保护自己的权益呢?
我们强调土地承包关系要长久不变，并不是固化小规模土地经营，《决定》在讲长久不变的同时，又讲了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家庭的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的科技和生产手段这个方向转变，家庭经济提高集约化水平;第二个转变是从统的角度来讲，要向发展农民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农业经营和服务体系这个方向转变，核心问题就是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决定》用了16个字清晰地勾画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就是“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按照这个要求，我们要把这些合作组织发展成引领亿万农民走向国内外市场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
为防止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权力来干涉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决定》明确用了“三个不得”：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所以说，今后我们应该更多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发育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让它自然流转，不要急于求成。
另外，现在土地征用问题已经成为农村矛盾的焦点。我们去年对全国2749个村庄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因为土地问题上访的农民占到65%，其中因为征地造成社会矛盾的上访占到44%。
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征地制度改革制定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和原则，就是要严格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的范围，缩小强制性征地的范围，合理补偿农民，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要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长期有保障。
继续加大对“三农”投入和支持力度
十七届三中全会认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实现这“三最”，除了明确目标、制订规划，还需要加大投入。
那么钱从哪里来?第一块是财政的钱，第二块是金融的钱，还包括整个社会的资金。关于增加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决定》用了三个“大幅度”，这是从来没有的。三个“大幅度”指的是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一直到2020年，国家都会严格按照这个要求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和财政结构。
除了财政投入，还要加大金融的支持力度。我们对全国2000多农户进行的一项金融调查发现，真正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的农户只占1/3，可以说，目前，农村金融是整个农村改革最薄弱的领域，农民贷款难是农民增收的重大制约因素。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决定》明确讲要综合采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有积极支持农村改革发展的任务和责任。因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量投入是长期性投入，光靠财政是不行的。
《决定》从制度层面入手，不仅着力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土地管理制度、稳定和完善基本经营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还强调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特别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化问题，《决定》也做出了政策导向。
据我们测算，到2020年，农村起码还有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需要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决定》明确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导向即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特别是讲到要保障外出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基本的思路就是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农民工进城就业以后在医疗、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劳动就业等方面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权益，特别要扩大工伤、医疗、养老保险对农民工的覆盖面;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将尽快制定和实施，而且在城市稳定居住和就业的农民工，中小城市要放宽落户条件，要真正让这些农民工变为市民。
可以说，《决定》是一个保护农民权益的文件，是一个增加农民收入的文件，是一个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文件。我们相信，有党的强农惠农政策，靠亿万农民不懈努力，我们农村的落后面貌一定会改变，我们亿万农民一定会过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责任编辑：虫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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