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风暴”是远远不够的。问责制要真正带来政治文明的持续进步，不能寄望于“风暴”，而只能依靠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
　　在中国，“保境安民”始终是各级官员的首要职责。由于深厚的中央集权传统，加上现行政体“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官员能否恪尽职守，能否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政府的治理意图，践行“执政为民”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政治架构的治理水平。天下能否大治，政治是否清明，首先要看吏治。
　　而过去一年来屡屡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警示官民矛盾正在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也警示整肃吏治的紧迫。为此，最高领导层一方面强调要推进制度反腐，另一方面坚定推行问责制度规范化。近日正式公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问责制直指决策严重失误、监督不力、用人失察、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等“七宗罪”，明确对党政官员的问责一视同仁。较之过去的问责实践，新规在问责层面、适用范围以及规定的明晰规范上，都有质的飞跃。新规将问责纳入法制化、制度化，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政治生态，导致庸官、昏官、太平官层出不穷，除非揭出腐败等丑闻，官员基本能安坐钓鱼台。问责制的核心是“有权必有责”的权责对等，通过责任追究，给官员戴上“紧箍”，倒逼官员尽职尽责，防止官员滥权，避免进一步激化官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不仅大得民心，更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重大制度性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官员不“太平”，天下才能太平。
　　在满怀期待的同时，也必须指出：近年来无论为遏制腐败，还是为扭转“政绩观”的偏差；无论为打造阳光政府，还是为保障公民权利，不仅中央高层从政治理念上反复宣示，还多次发布文件和条例，但实际效果仍不尽如人意，或在具体贯彻实施中变形走样，或执行效力层层递减。
　　究其原因，“自上而下”的政令规定，除了刚性法纪约束，更须辅之以“自下而上”的监督，才能构成完整的制度链条。就问责制而言，2008年，以襄汾溃坝事故和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为标志，“问责风暴”一度震撼官场。然而，进入2009年，人们发现，问责制尚缺少自动生效机制，往往视影响大小、民怨程度，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启动。这些都表明，仅有“风暴”是远远不够的。问责制要真正带来政治文明的持续进步，不能寄望于“风暴”，而只能依靠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
　　中央出台新规只是为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铺平了道路，进一步的推进，还需要加强来自人大、政协等体制监督，加强民众、媒体等社会监督，通过全方位的监督，形成全方位的压力，让问责制超越问责本身，成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契机。
　　说到底，需要在让“权利监督权力”的问题上真正破题。
　　权利监督权力，离不开舆论的作用。没有舆论权，事实上也就没有公民权利。无论知情、表达，还是参与、监督，都离不开开放的舆论和对舆论的积极回应。2008年以来，以互联网等新媒体为代表的“舆论问责”，事实上已经成为“官员问责”的急先锋。从 “黑砖窑”到“周老虎”，从“俯卧撑”到“躲猫猫”，从“替谁说话”到“高考加分”，真相因舆论监督而揭开，显示出舆论监督已然是中央推进良政善治、念好“紧箍咒”整肃吏治的天然盟友。
　　可喜的是，一些地方对舆论监督的作用越来越有了清醒的认识。最近，昆明市要求，对新闻媒体曝光的监督事项，相关单位应在10天内反馈办理结果，否则将按规定问责。昆明此举，如果得到切实推行，无疑在问责制与舆论监督之间架起了互通之桥，通过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利监督权力”落到实处。此前，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曾指出：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新闻媒体的保健功能，就在于能够及时发现权力机体的病变，防微杜渐，避免养痈遗患。
　　只有“保健医生”与“紧箍咒”共同发挥作用，权力才能在其主人---公民的权利面前驯服。这才是健全的问责制度的精髓。问责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建设政治文明迈出的应有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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