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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末，潘美辰的一曲《我想有个家》红遍街头巷尾。当那一句百转千回的“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从收音机里轻轻飘出时，拨动的却是“七十二家房客”们的沉重心弦。
岁月的脚步匆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宽敞的居室。旋律依旧，心境却大不同。当下，许许多多个家庭考虑更多的是该怎样装修家居，使得变大的家居面积如何更有生活品质。
30年前，站在锦江饭店最高层向外眺望，上海的房子只不过是一片片鸽子笼似的小阁楼
今年49岁的周伟从事与建筑有关的技术工作，对住房的变迁,记忆深刻。
周伟出生在福建的小城市，南平。小时候，他家住在砖木结构的宿舍里，是学生集体宿舍改造的那种，小青瓦顶，三层，宿舍之间的隔墙是木条板，两面抹灰。中间是走道，两边是宿舍。卫生间、厨房另建，并且都是公用的。这是一种带有强烈集体色彩的生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选择以最低的成本，建设这么一种除了卧室以外，其他设施均以公有为主的住宅形态，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居住需求，是很自然的。
一线城市的工厂纷纷迁来南平，其中就有从上海迁来的纺织厂。这些上海“移民”住在一梯8户的公房里，在狭窄的过道里相遇时，大家侧身让道，并唧唧呱呱聊上几句上海话。他们工作勤奋，生活井井有条，这是周伟对上海人的最初印象。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周伟跟随父母来到上海，也成了上海人。30年前，如果站在锦江饭店的最高层向外眺望，上海的房子只不过是一片片鸽子笼似的小阁楼。周伟一家落户其中，开始了“七十二家房客”的生活。
他们住在一处石库门房子里，普通上海老百姓大都挤在这样的民居里。“石库门”意指弄堂口的石制大门，顶部石制横梁装饰着精美的巴洛克式、古典式雕刻。石库门的大门用优雅的方式达到了防卫的目的。
石库门的老房子倒是很好找，一排从头上起第一家是1号，排到20号，就开始叫20弄。每条弄里至少要住二三十户人家，多的要住上百户人家。每家的院子进去有一个狭长的小天井，分正房和东西厢房，空间利用率非常高。周伟家正房后面是一个通向二楼的楼梯，在一楼半的地方有个朝北很窄很小的“亭子间”，一层和二层之间还有一个阁楼，就是在楼梯上开个门，后来加住进来的一户人家，又在二层也搭了一个阁楼，“亭子间”的下面还开了一个房间。这些在原有空间下多隔出的空间，有时候还得分住两家人，当中用薄薄的纸墙隔开。
和邻居们一样，周伟一家人所有的活动都在一个房间里完成，上厕所也在房间里，不过就是找一个隐蔽点的地方，拿布帘子遮一下。第二天，妈妈拎着马桶，穿过繁华的街道，去专门的地方倾倒、清洗。外地的亲戚来了，只能睡地铺。如果是夏天，就干脆睡在楼道里。因为房子太小，房间里太热了。
整幢石库门房子的隔音效果是非常差的，孙家吵架，李家听得一清二楚，“家丑”很容易变成街谈巷议。
这种居住状况可能也是造成以前上海人容易斤斤计较的原因。比如，楼梯间是黑间，要安灯泡，不是安一个灯泡，用了多少电由大家分摊，而是一家拉一根电线安一个灯，谁家用开谁家的，用完了再关掉，如果不小心开了别家的灯就很容易引起纠纷。灶间里的水龙头也是一家一个，上班前是一定要用铅丝紧紧扎牢自家水龙头的。
即使是这样拥挤不堪的“家”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家”，因为房子是单位分配的，是公房，住在里面的人并不算是房子的主人。单位换了，或是职务变了，房子或收回或更换，所以，在那个年代，鲜有人会大张旗鼓地搞室内装修：既没有动力，财力也很成问题。一个家庭，针对房子最大的动作恐怕是搭建各种“违章建筑”，想着法子在“螺蛳壳”里做足“道场”。
就在这样的狭小空间里，“移民”周伟一家开始了他们的“上海人”生活。而同样的生活，对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杨希鸿来说，却是最自然不过的了。每人3.6平方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就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作为上海华光仪器仪表厂的一个小小的会计，她一家三口，就挤在13平方米的一个“鸽子笼”里。如果不是因为在1992年签下了一份编号为001号的公积金贷款合同，她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
从租客到房产的主人，小小一本房产证被郑重地锁进家中最隐秘的那个抽屉
1981年，21岁的周伟参加了工作。离开拥挤的家，住进集体宿舍，在远离父母的地方，周伟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床。这间10多平方米的宿舍中住着4个人，和现在中学生住宿条件差不多。
在周伟的居住条件有小小改善的同时，全国范围内的住房状况正在悄然“变脸”。那一年，全国第一个商品房广州东湖新村的兴建，轰动全国。当年的东湖新村出售非常严格，需要用港币购买。首批150套房发售时有1800人排队，一天之内全部卖光。东湖新村成了广州最时髦的住宅小区，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其他楼盘兴起，东湖新村才渐渐被淹没。
林伯，是一家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1983年，他有幸分到东湖新村一套八九十平方米的三房。但真正拥有自己的住房，并不是林伯住进东湖新村的那一刻。“刚开始的时候，房子的性质还是单位宿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家里出了2万多元取得了部分产权。但是如果我离开单位的话，还是要补交钱的。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又交了一笔钱，之后，房子才真正成为我自己的，我们‘公家人’也成了有产者。”
在上世纪80年代前，人们很少有自己产权的房子。单位效益好坏直接决定着住房条件的好坏，人们大都住在单位分的公房里，每月支付几元钱的租金。
1998年，国家宣布1999年12月31日后停止福利分房。为了赶上末班车，广州市房管局上演了连续加班112小时的历史，开创了全国行政机关对外通宵办公的最高纪录。为了赶着结婚分房，乘上“末班车”，广州男性初婚年龄急剧下降，从1995年的28岁下降为1998年的25岁。
1988年时，周伟也在上海买下自己居住的一室户公房。因为技术创新为企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周伟进单位6年就分到了公房，令众多工龄比他长得多的同事羡慕不已。“住自己的房子就是感觉不一样。”周伟和妻子两人像过节一样，朋友同事也来帮忙，齐刷刷动手，地面铺上了十几元钱一卷的塑料地板，厨房卫生间贴上了墙砖和地砖，妻子自己去布店扯了布，硬是在家用缝纫机上“踩”出了新窗帘。
那时候，有一样东西，往往会被全体家庭成员摩挲再三后，郑重地锁进家中最隐秘的那个抽屉，那就是房产证。小小一本房产证成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证件，承载着人们的居住梦想。从薄薄的一张纸，到各式各样印着国徽的、具有防伪功能的红本本绿本本，唯一不变的是对家的期盼。
周伟并不满足于一室户。1989年秋，周伟夫妇又用全部积蓄10万元，买了浦东杨浦大桥附近的小二室一厅，64平方米。2002年，周伟卖掉两套老房子，将钱合并起来买了浦东世纪公园附近的新楼盘，148平方米的三房二厅二卫，敞亮得很。
同样的，如今的杨希鸿住在2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哄着外孙，快要淡忘30年前的逼仄日子了。1992年5月8日，上海普通职工杨希鸿，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穿着灰色毛衣，烫着卷发的她，在一份油印的、略显粗糙的借款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了全上海，乃至全国首批通过公积金贷款买房的个人。
杨希鸿至今仍保存着这份编号为001号的借款合同书。合同书上写明，杨希鸿向住房公积金中心贷了8万元分期偿还的贷款。这8万元，帮助杨希鸿圆了多年的住房梦。
物理老师是木工，化学老师是油漆工，数学老师做预算……一个装修队就这样自发组织起来了
从无房、租房到拥有越搬越大的新房，随着住房变迁而兴起的，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方兴未艾的“家居实验”，积蓄了很多年的梦想像井喷一样释放出来。
上世纪80年代末，张明老师举家迁入公寓。按那时候的划分标准，这就是“大套”了。装修的工程队是自发组织起来的：物理老师是木工，化学老师是油漆工，数学老师是预算师，美术老师是设计师，张老师自己负责搬运，老爸老妈专职后勤。暑假里，张老师和另一位语文老师拉着一辆大板车，从三座小山一样的木材堆里挑出15根杉木拉回了家，根根够粗，够直，节疤少。
新居落成宴上，“工程队”成员个个挥洒“幸福的眼泪”：从桌子、凳子、柜子到门窗墙裙，可都是集体的智慧与汗水啊。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商品房越来越吃香。张老师千挑万选定下一套，装修亦不敢怠慢。托熟人介绍了一个专家。专家气派自然很大，要求包揽下所有设计与采购：做预算，挑材料，一切都由他说了算。张老师的任务就是付款，直付得手软心跳。
搬家的那一天，张老师环视四周，觉得这个家既眼熟又陌生：眼熟的是家中每个地方总能与东家的客厅、西家的卧室联系起来；陌生的是，这哪像是自己日盼夜盼想要的家啊？
进入21世纪，张老师又一次面临家居装修。这一次，张老师正正规规请了专业家装公司。一连几个双休日，一家三口，再加上准儿媳，像集体出游似的，带上水和面包，跑去家装公司，对着设计师，兴奋地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每个人都很努力地阐述自己对美的见解。设计方案总算敲定了，大家又开始商量如何选料，把材料的品牌、规格、等级等细节一一确定下来。最后，合同签订，张老师交出了钥匙和首付款。
三次装修，张老师亲身体验着不同年代不同的装修模式。在装修模式变化与发展的背后，是人们对美的一次次自我认识与自我修正。
因为此前没有积累，当人们真正去释放自己的家居梦想的时候，反而表现出茫然。在上世纪90年代，整齐划一的防盗门和单元房几乎在每个城市里碾过了不同的庭院、街坊、胡同和小巷，而清一色的水曲柳护墙板与繁复的吊顶也几乎出现在每扇防盗门后面。
人们在完成新房装修的过程中，也在完成对自我的认识，一个人第一套房子和第三套房子的装修格调差异之大，让人简直无法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在审美。
这就是一种实验，带着浓郁的探索的意味。
“装修得怎样了”，取代“吃了没”，成了人们新的见面问候语
家，越变越美。
尽管，最初的模仿，让我们曾经闹出走错门的笑话；尽管，之后追逐流行，又让我们失去个性，但是，渐渐地，艺术开始介入人们的居住空间。人们渐渐掌握把家处理得更有艺术气息的方法，比如调整光线进入家的方式，琢磨材料搭配的方式，探究自然生活的方式。
于是，装修成了一种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方式。
从1992年到2009年，梁屹经历了9次装修。从为装修烦恼到乐此不疲、期待第10次“折腾”，梁屹说：“装修，让人烦并快乐着。”
“第一次装修房子，我什么都不懂，那时的上海也没有什么正规的装修公司。我在亲戚朋友当中挑了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组织起来，搭起了一个‘草台班子’。根本谈不上什么设计，我东家看看西家瞧瞧，然后回来指挥朋友们照着做。常常做到一半就做不下去了，我只得把工程停下来，再去别人家里转转，回来再细细地琢磨。”
梁屹还保留着这第一套老房子的照片，虽然照片已经发黄了。“装修完了，一家人兴奋得不得了，急着搬进去住。但没过多久，就发现装修留下了好多遗憾，生活中感到了不便利。又过了两年，我更觉得自己这个家‘土’得不得了。”话虽如此，但梁屹心里对这套房子的感情是最深的，毕竟，他是在这老房子里结婚生子的。
房子越换越大，越换越好，梁屹对装修的兴趣也越来越浓。
为了今年年初的这第9次装修，梁屹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他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参观了许许多多有特色的酒店、饭店、会所，以及街头小店，用相机记录下一个个自己感兴趣的镜头：某幢建筑、某个空间、某件装饰品、某处细部。两年间，不管出差还是旅游，梁屹每次都要带回厚厚一叠的有关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建筑、装饰书籍。
每次被问到是否满意最后的装修效果，梁屹总是笑着点头，但表示：如果有第10次，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希望自己的家越变越美，一份很朴素很实在的情感。这份情感，在梁屹的心中炽热着，也在千千万万个周伟、杨希鸿、张老师的心中荡漾着。
责任编辑：伊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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