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是深圳机场的一名普通清洁工。2009年3月20上午，梁丽在机场候机大厅里打扫卫生，看到垃圾桶附近有两个女乘客，其旁有一个类似方便面箱的小纸箱。过了五六分钟，两位旅客匆忙跑进安检门。梁丽以为她们丢弃了小纸箱，就当作丢弃物清理到清洁车里。然后梁丽告诉同事曹某称自己“捡”到一个纸皮箱，里面可能是电瓶，先放在残疾人洗手间内，如果有人认领就还给人家。其间梁丽又将此事告知周遭同事。此后，梁丽同事告知她箱里是真金首饰，但梁丽不信，认为都是地摊上的假货，中午下班后梁丽就把小纸箱带回自己家中。到了下午4时，梁丽同事曹某在她出租屋楼下喊，说你捡的东西，失主报警了。梁丽告诉曹某，说明天上班交上去不就行了。当天晚上，警察到梁丽家，梁丽主动交出纸箱，但随后警察以涉嫌盗窃将梁丽拘留。
原来，当天上午9时许，机场派出所接到了一位叫王某的男子报案，说其是珠宝公司员工，早上到窗口办理托运手续时，将装有黄金首饰的纸箱放在约19米远的垃圾桶旁。10分钟后，当王某返回原处，发现纸箱不见了便急忙报警。
40岁的清洁工梁丽，有可能要被司法机关以盗窃罪进行起诉，一旦定罪，因为数额巨大，梁丽要面临的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该案在法律界引起极大关注，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认为梁丽可以被称为深圳的“女许霆”，其争议之大比许霆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笔者在此也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笔者认为，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因为所谓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梁丽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基本特征。
1、 关于主观方面
从主观方面，梁丽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构成盗窃罪的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同时，在盗窃案件中，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是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时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不是在行为实施完成后才产生这一目的，亦即要求“责任与行为同存”。在本案中，梁丽发现小纸箱放在垃圾桶旁，以为是丢弃物遂放到清洁车里，然后梁丽告诉同事曹某，如果有人来认领就还给他，从梁丽的行为和她与同事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梁丽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 关于客观方面
盗窃必须是一种秘密窃取行为，即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使他人发觉的方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并且这种“秘密”行为具有恒定性，即秘密性必须始终贯穿行为人整个行为的始终。在本案中，小纸箱放在垃圾桶旁，无人看管，梁丽作为机场清洁工，其职责就是随时打扫卫生，收集、处理垃圾，故梁丽将小纸箱当作废品放到保洁车上，这是其工作正常表现，随后将小纸箱放到洗手间并告知周遭同事，以备失主寻找。梁丽的行为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秘密窃取”的特征。
二、梁丽的行为属拾得遗失物
1、小纸箱客观表现为抛弃物。在本案中，梁丽第一次发现小纸箱时，恰好两个女乘客带着一个小孩在箱旁嗑瓜子，随后女乘客匆匆穿过安检门，小纸箱依旧放在了垃圾桶旁。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这种连续的场景清楚的表明：女乘客不要小纸箱，将它当垃圾仍了。被迫弃小纸箱这时成为无主财产，对无主财产，一般采用先占原则，谁占有谁就得到了该物的所有权。我国民法上没有先占制度，多数学者也认为无主财产应归国家所有，但在现实生活中，先占原则还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普通公民观念上普遍接受的。例如，“拾荒者”对拾得物的所有权是得到大家一致认同的。在本案中小纸箱给人一种“抛弃物”的现象，那么梁丽将小纸箱捡起来后，梁丽就成为小纸箱的所有权人。当然，小纸箱不是普通的废旧纸箱，里面装的是黄金，但是我们只能以事物所表现出来的表面现象来作出各种决策，而不能要求梁丽具有看到事情真实面目的“天眼”，更不能因为梁丽因为没有“天眼”去识别而去治罪量刑。
2、小纸箱应认定为遗失物。遗失物，是指他人丢失的动产，遗失物不是无主物，也不是所有人抛弃的或因他人的侵害而丢失的物，而是因所有人不慎所丢失的动产。在本案中，珠宝公司王某办理登记手续时，远离小纸箱，他的事务直接导致梁丽误将小纸箱当成了垃圾。在梁丽捡起小纸箱后，感觉较重，遂认为是别人拉下的电瓶，这时她告知同事，如有失主来寻找的就还给失主。所以综合本案的各种情形来看，应将小纸箱认定为遗失物。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故梁丽有义务将小纸箱归还失主。如果拾得遗失物的人拒不返还，一般情况下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梁丽多次直接或间接的表示将拾得物归还失主，并且在警察到达后毫不犹豫的上交了小纸箱，所以在此情形下，我们更应该感谢梁丽的拾金不昧，而不是去苛刻的指控梁丽的“罪行”。
三、梁丽案的反思
1、广大弱势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怀。广州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城市，梁丽是这个城市中无数打工仔中的一名，他们勤劳的汗水铸就了城市的辉煌，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整体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日趋扩大，中下层人民没有得到很好的待遇和尊重。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梁丽作为一个典型代表出现了，她的遭遇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无数人的同情和思想共鸣。冷静地思考，这提醒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更好地去尊重他们的权利和尊严。
2、司法威信亟需提高。梁丽案目前仍处在公安侦查阶段，更谈不上法院最后的判决，但很多媒体、言论的前提是“梁丽犯盗窃罪被判重刑”，在此前提下大肆渲染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舆论前提？答案是政法机关的公信力不高，很多人不相信法律会为一个穷人讨回公道，这种信念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如果广大群众不相信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甚至不相信基本的法律，那么谈何法制建设。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梁丽案” 、“ 许霆案”等典型个案的出现，提醒我们我国的法制建设任重道远，政法机构亟需改革，法律法规更需完善。
责任编辑：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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