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1.深秋之季，长江水清江平，宝塔湾看上去十分静谧。下午2时，一顿饕餮过后，大家坐在松软的沙滩上，三五扎堆，漫不经心地开始聊天。
“救命!救命!”不远处传来的呼救声惊动了大家——两个小男孩落水了!当天是周六，在宝塔湾观光游玩的少说也有100多人，大家纷纷顺着呼救声围拢过去。
正当女班长姜梦淋转身张望时，身旁的李佳隆边跑边脱掉外套，冲向江中。“落水小孩离江岸就几米，感觉能救上来。李佳隆会游泳，第一个跳下水，把少年抓住，大家在岸上开始欢呼了。可是，很快我们发现他游着游着，忽然在原地不动了，其他同学赶紧跳下去帮助……”高阳说。
原来，因为没有水上救援经验，李佳隆被遇救少年紧紧抱住，活动受限，加之牛仔裤浸水后下沉，眼看就支撑不住了。这时，他一边拨水，一边向同学们大喊“不行了”……
见此情景，岸上的徐彬程、方招赶忙跳下水。徐彬程迅速游过去，从李佳隆手中接过落水少年，大家协力将他推上岸。事后，经核实，这名被救少年名叫陈天亮。
很快，救人溺水的李佳隆也被方招安全救出。李佳隆上岸后不停地呕吐，但思维还清醒，被岸上的高阳等同学送往医院。
与此同时，长江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新生陈及时跳下水中，去救另一名溺水少年，不幸被卷入江水中。见情势危急，方招和徐彬程再次返回江水中救人，但此时江面上除了那名少年还在挣扎外，已经看不到陈及时的身影了。
岸上的同学们想出手拉手结成“人链”方法一起救人。19岁的何东旭是班里的篮球队队长，平时就乐于助人，这次他主动和女班长姜梦淋换位，把自己换在“人链”最前端——同学透露，3个月前，何东旭才做过一次开胸手术。一个更大的隐患埋下了——“人链”断裂时，前面的9人溺水，开始乱扑腾。现场失控，同学们有的哭喊，有的呼救，有的报警求助。100米外的宝塔湾大堤上，3名冬泳爱好者闻声急忙赶来相救。他们是宝塔湾冬泳队队员韩德元、鲁德忠和杨天林。
捞尸者手牵绑尸绳谈价要钱好冷酷
“他们把捞尸体当作职业，只图赚钱，没有人性”
当冬泳爱好者、其他大学生、渔夫救出9名大学生和另外一名落水少年后，江面上就再看不到人影了——陈及时、何东旭、方招已经沉入江中。现场参与救援的两条渔船离开了宝塔湾，下水救人的冬泳队员韩德元、鲁德忠、杨天林也相继上岸。
按两艘渔船渔夫事后给警方的交代，此时因为江面上看不到目标，无法继续施救，所以他们离开了宝塔湾。
渔船离开几十分钟后，两只打捞船向宝塔湾开来。此时，长江大学校领导也闻讯赶到事发现场。“‘活人不救，只捞尸体，打捞一个1.2万元，先交钱，后打捞。’对方开口就是这话……”在场的高阳说。打捞船开到后，没有一点救人的意思，所有的对话都围绕着一个钱字。“救援的理想时间是溺水后的5-7分钟，等打捞船赶到的时候，早已没有‘救人’的希望了。‘见死不救’之所以被误传，是因为同学们把在事发现场的渔船和后来赶到的打捞船混淆了。”王珏认为，救援和打捞的基本事实是：前期，渔夫参与了救人；后期，捞尸者拿不到钱不打捞。
当时校领导身上带的现金不够，答应对方先捞人，剩余的钱随后补上，但打捞船船主不干。其间有女同学“跪求”打捞船船主尽快救人，但对方就是坐在船上不动。无奈，师生们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凑了4000元交给对方，捞尸者才开始打捞，同时扬言：“钱不到位的话，只打捞一个”。
现场多名同学证实，打捞船船主挟尸要价。有的目击者还现场拍下照片为证：画面上，被打捞上来的一具大学生的遗体被绳子绑着，大半个身子浸在水里；一名穿白衬衫的老年男子，一边拉着绑尸体的绳子，一边摆手和岸上的师生谈价要钱，表情木然。捞尸者就干脆坐在船上等着学校领导派人回校取钱。打捞3具遗体，捞尸者前后一共收取了3.6万元。“他们把捞尸体当作职业，只图赚钱，没有人性！”赵超广说。“第一次真实接触社会，很受刺激。我们很单纯，他们只认钱，两个极端。”高阳说。
据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调查，事发现场的两条渔船和后来赶到的两条打捞船，均来自长江对岸的公安县埠河镇，打捞船则专门以打捞尸体为职业。当地群众反映，这些捞尸者曾向他们发放印有“24小时服务，专业人员打捞”的名片，并称如果给他们提供打捞线索，给200元情报费。
挟尸要价事件曝光后，当地警方称有可能以涉嫌敲诈勒索追究其法律责任。知情者还爆料称，之所以敢开出天价捞尸费，是因为一个姓陈的打捞船船主垄断了这一带的打捞业务，其他人如果私自打捞就会受到恐吓甚至被砸船，有“黑社会”嫌疑。
在支持警方打击挟尸要价的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承认，捞尸者趁人之危向家属索要高价牟取暴利的事，在绝大多数江河沿岸都曾发生过。
2004年7月7日，武汉新河街幸福里社区一名11岁的小孩溺水，痛失爱子的家长赶至现场后一筹莫展，这时附近江面上的4条私人渔船闻讯赶至，并向家属开出了“捞上来3000元，捞不上来1500元，先交押金1000元”的价格。
2007年7月9日下午，兰州两名外地民工在黄河一沙坑游泳时溺水，接到求助的民警叫来羊皮筏子下水营救，但筏子主人因为费用问题几次放弃打捞救援。4名好心市民冒着生命危险下水义务营救，却遭到围观人群的起哄嘲笑。两个多小时后，溺水民工被捞起，但已气绝身亡。筏子主人得到了3000元的打捞费。
2.上访的都有精神病！2009年3月23日，孙东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他危害社会……我们把他关起来进行治疗，促进他精神康复。这就是保障他的人权。”
孙东东何许人？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主任医师，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有作者戏谑称，这个东东的“高论”自然也不是没有用处的。某些地方政府用极端手段拦截上访人员，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实行强制“治疗”，孙东东就为它们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嘛。
无独有偶。网友发现：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涨时说接轨，降时说不接轨。2008年1月，当国际油价从80美元突破100美元大关时，韩文科说：我国油价必须与国际接轨，加快价格的传导作用，进一步发挥市场对油品供需的调节。而当08年11月，国际油价跌破50美元创3年半新低时，韩文科又说：我国油价不能与国际接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什么价格都与国际接轨，不太现实。同一个专家，说出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人们当然责问韩所长，你究竟赞成什么观点？
根据以上事实，有人怀疑韩文科究竟算不算专家。专家应该有严谨的态度，有独立的见解，不为权势所迫，不见风使舵。但我们别忘了，韩文科是发改委的工作人员，是发改委的政策宣传员，自然要运用自己的理论为发改委的决策服务。他的理论随时变化，没有定论，只是因为发改委的决策使他不能自圆其说，让他陷入矛盾之中了。为了工作，为了谋生，也为了升迁，韩文科别无选择。
其实，为了饭碗而帮自己的东家说话的专家，何止韩文科一人？最近中石化咨询公司首席专家周若洪表示，汽、柴油的价格上调尚未到位。因为中石化以炼化为主，国际油价上涨，帮中石化喊亏，迫使发改委涨价，就是周若洪的工作啊,他们说到底都是为一定的既得利益集团做宣传的“鼓动家”。
记得香港教授丁学良说过一句让许多专家难过的话：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因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的。”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对照先生的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一些专家了。
3.在5·12汶川这场特大地震灾害面前,中华民族的勇敢、坚毅、团结和拼搏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特别是我们的人民教师以他们的行动和生命向世人展示了为人师表的精神风貌和崇高的人性光辉。然而，在灾难面前，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在灾难到来的瞬间扔下学生独自逃生。事后他在天涯论坛博客上写下了《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表示自己“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母亲，我也不会管的”，因此被网友称为大地震中“最无耻教师”，取名“范跑跑”。
十七岁的小芳是广东肇庆某民办职业学校的学生，因感冒外出买药上课迟到，被班主任批评写检讨，并要求当着同学们的面宣读检讨书。不满班主任的此种做法，倔强的小芳从学校教学楼的四楼纵身跳下。(12月6日《成都商报》)
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明文规定学生不应迟到，不过，因感冒外出买药迟到实属情有可原。作为过来人，我们也知道现实语境中学生不是怕上课迟到，而是怕迟到后老师那严肃的面孔。揆诸现实，言语批评、写检讨、当众读检讨，甚至体罚或变相体罚，一部分老师的教育方式往往是建立在对学生的羞辱之上。
今年3月，13岁的郴州女孩徐远方从学校五楼教室跳下，年轻的生命与世长辞。遗书上写着，“李老师，我对您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以后您不要轻易再让我们写检讨了”。因被老师认为拖本班后腿，徐远方生前被罚写检讨书10多次，感觉“很羞辱”。
今年9月，8岁的番禺小学生彦晖，因感冒不停地流鼻涕，班主任不仅引领全班36名同学共同注视他的满脸鼻涕丑态，还在他感到害羞时，让全班学生以《×彦晖很害羞》为题写随堂作文。在同学们的嘲笑和孤立下，小彦晖“害怕极了”、“不想上学”。
就这样，青春的自尊一次次重重摔打在地，幼小的心灵一回回蒙上羞辱的阴影。所谓“羞辱”是指任何一种行为或条件，使人们有恰当理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分析对人的尊严和心理造成伤害时说，“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很显然，不管是以学生流鼻涕即兴作文，抑或是要求学生当众宣读检讨，都带有很浓的羞辱成分。尽管很多时候当事老师自认为“并无恶意”、“只是为了学生好”，但此种“羞辱性教育”对于处在自尊心和羞耻感都很强阶段的学生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在谈及教书育人问题时，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有爱心；没有爱心，就没有教育”。身为老师，不是一定要为学生付出多少、做多少好事，而是最起码不能公然羞辱任何一个学生，这是教师的基本爱心所在。一个不言自明的是事实是，即便是犯了错的学生或问题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效果总是要远远胜过“羞辱性”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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