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自行车被盗事件上,市民急需的法律保护已经丧失,他们既无力日夜守候自家自行车不被贼惦记,也无法指望警方迅速破案还以公道。当自行车被盗事件接连发生时,市民因此蒙受的损失是相当惊人的,此时他面临着两难抉择:继续花钱购买新自行车,难免不再次被盗;为了减少损失,惟一的途径就是去黑车市场选择一辆便宜点儿的车。
在整个黑车链条中,民众其实是最可怜和无助的一群,他们是自行车被偷窃的受害者,又是黑自行车的终端购买者,相当于为获得起码的代步工具进行了双重购买。可最后,他们又成了法律打击黑自行车的最大埋单者。在此过程中,法律呈现出奇特的监管状态:当民众丢失自行车,需要得到法律支援的时候,法律是失语的;当民众转而以购买黑自行车来自救时,法律戴着铁面无私的面具出现了,高举正义不可侵犯的令牌出手了。
北京警方应当将有限的执法资源集中运用于打击那些自行车偷窃者,遏止自行车屡偷屡卖的现象,而不是将矛头对准最容易被查处的买车市民。当然,打击前者需要耗时耗力,惩罚后者倒容易立竿见影。
许多法学家都认为,要维护社会公正,必须在形式正义与内容正义之间寻求平衡,而是因为司法要严格遵守一套力求公正和公开的程序才能给人定罪。法律不必偏袒弱者,但也不能出于执法成本较低的考虑,成为专门针对弱者的严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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