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开展已经两年了。应该说这两年的成绩相当显著，特别是农民很欢迎国家的新的农村政策。但从我们的初步调查看，农村建设的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还相当突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在农村建设中困难还很多。我们认为，要合理利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国家资源，进一步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必须调整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路，采取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为农村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一、多半人口居住在农村不容易建设新农村
新农村建设成功的最终标志是两个，一是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要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二是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第一条，政府规定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这样两个新农村建设目标就算有保障了；有了第二条，政府规定的“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态良好”这些公共目标也就有了保障。但在我国多半人口居住在农村的情形下，这两个基本条件要实现是相当困难的。
1.小规模农业经营不可能产生支撑新农村的新型农民
我国耕地的保有量的目标是18亿亩，而我国农户总数约2亿4千多万户，平均每户耕作面积大约7亩地。在这些农户中，约20%的农户从事“设施农业”，生产畜产品、水果、蔬菜、花卉等农产品，他们大体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获得较高的年工资收入和投资收益，其家庭总收入可以接近城市平均水平。其余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来自农业的收入平均每户大约在3―5千元。这些农民只能是穷人，他们不仅不会有较高的私人生活水准，没有能力承接较高水准的公共服务。由这样一些农户构成的居民点——村庄，只能是破败的村庄，而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能不能在户均7亩地上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来增加农民收入？非常难。良种、灌溉、化肥、除草剂和小型农业机械等技术是规模性技术，但这些技术的应用对农产品产量进一步增加作出贡献的潜力已经不大，其显著作用是节约农民的劳动时间。从我们的调查看，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劳动节约技术。这种技术进步的综合效果是提高农民单位劳动时间的收入，但会增加农民的隐性失业；如果农民不能利用节约出的劳动时间从事其他工作，这种技术进步就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能不能在户均7亩地上通过改造农业组织结构来增加农民收入？也很难。农业生产的组织结构的进步在我国被冠以“农业产业化”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它是指建立在农业专业化基础上的农业经济的一体化。事实上，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后果仍然是让农民节约了总的生产时间，而不是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在农业高度产业化的条件下，服务农业的“龙头企业”从事更专业化的流通和技术服务工作，农民便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农产品流通领域和生产资料购买领域，甚至连地头上的工作时间也减少了。因为专业化的生产，某些短缺农产品常常会迅速增加供应，而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又很小，价格便可能下跌，如果农民的土地耕作面积不变化，农民的农业收入也会下降。
概括地说，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其主要后果是节约了农民的劳动时间，而不是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我们自然要不遗余力地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但我们不能指望2亿4千万农户通过这种进步直接增加收入。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我们想到的自然是农民的兼业，让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增加收入。但现行的农民“兼业模式”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不利于统筹城乡发展。
2.现行“兼业模式”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
尽管有官方的数据，也有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但还是很难确切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据。按一个保守的判断，可假设有1亿农户的主要劳动力（包括配偶共1.4亿劳动力）在各类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同样按保守估计，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带回农村的资金每年在8000亿元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全国农户平均每年新增约8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住房面积，其造价大约0.32万元人民币。仅此一项，全国农户每年新造住房的投资约8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情况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住房消费数据有矛盾，我们采信前一数据。这样说来，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带回农村的资金刚好和农民的住房投资相一致。8000亿这个数字是巨大的，它远远超过了国家对农村的全部投入。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一方面农村常住人口在减少，另一方面是农村的住房在增加。每4年新增加的钢筋混凝土房子，可供1亿人口居住（每户60平米计）。这种矛盾的后果是我国农村有大约25%的住房常年没有人居住，其资源价值约2万亿元人民币（每平米按260元计算）。如果这些资源的交易进一步市场化，资源的价值还可以增加。
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的福利损失是巨大的。据甘肃农调队的调查，当地务工农民中，能够在城市租得起或买得起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单元房的大约只有12%左右，按北京的一项资料估计，这个比例也在15%左右。这意味着绝大部分务工农民所获得的收入用于建造住房以后并没有给他们产生实际福利。
由此产生的资源浪费还可以算另一笔帐。尽管农村长住农民人数以1.6%的速度在下降，但农村的户数却在以1%左右的速度在增长，新增加的分立农户除在一些发达地区不能获得宅基地外，其他地区仍然能获得宅基地。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业占地已经达到约18万平方公里，按城市的容积率标准，应该容纳18亿人口，但实际上只约7亿人口。按目前的趋势，农村地区的人口容积率还在下降，农村的土地资源浪费趋势难以扭转。
还有一笔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投资帐要算。因为村庄规模在扩大，各地方政府要在基础设施上给予投入。全国县以下农村道路长度120万公里，村内道路约在250万公里左右，每公里按5万元计，也近2000亿元。再加上其他基础设施的投入，如自来水、电力、污水排放、沼气池等，投资还会显著增加。而据我的初步观察，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越多，在一定时期里农民跑得越快。这部分投资的效益难以保障。
3.分散的公共投入无以建设新农村
中国农村大约有320万个自然村，60多万个行政村，常住人口大约是7亿4千万左右，占了中国总人口的58％。这是中国社会的大头。中国银监会官员披露的资料表明，到2020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至20万亿元人民币。而实际支农资金按照8%的增长率计算，只能提供10万亿左右。这些资金即使投下去，由此产生的固定资产的维护更新成本，国家和农民都支付不起。
因为农村人口数量庞大，涉及到许多政府管理部门，几乎每一个部门都认为自己有必要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投资者，大家都向国务院争要资金，造成资金使用的分散和低效率。按我初步了解，直接涉及的中央部一级工作部门包括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国家发改委、农业部、民政部、广电部、国家扶贫办、水利部、建设部、交通部、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商务部、林业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计生委、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家供销总社、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电力总公司、国家烟草专卖局、共青团、全国妇联、国家体委等，一共31个单位，都在参与“新农村”建设。这些部门正在实施大约100项左右新农村建设的“工程”或“计划”。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九龙治水”。现代事务要复杂一些，于是解决农村发展的问题就需要数十个部门来分别治理。但工作分工也不是没有一点问题。例如修路，建设部管村庄内部的道路，交通部管了出村的道路，有时候并不容易衔接上。村的边界可能不清楚，道路的宽度也有不同规定。再比如，城市的医保工作由劳动与社会部管，且有机构和人员，有办公设施和办公经费，但农村医保不仅没有带编制的常设机构，甚至连办公经费也没有保障，卫生部门苦不堪言，想把这个工作推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责任编辑：xia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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