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房地产市场受到异常关注，其未来市场走势成为了财经界同仁判断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在经历了前几个月成交量大幅萎缩的市场波动后，国家各部委联合出台多项政策，旨在重新刺激衰弱的房地产市场。然而，事与愿违，中国房地产仍旧一蹶不振。如何打破旧有模式，创造增长空间，已成为上至政府、下到企业和百姓都关心的问题。
政策刺激可能导致泡沫扩张
无论是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萧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都是其主因。总结往日经验教训，银行的过度参与、宽松的金融环境、政府控制力薄弱和国际资本的推波助澜，都是滋生和吹大泡沫的重要因素。反观中国，无论是房价收入比还是近几年的房地产累积涨幅，市场当前处于泡沫状态毋庸置疑。在这样的背景下，如再推行降低利率、降低首付及其他灵活多样的贷款政策以刺激市场需求，都可能增大市场泡沫，引发更大的经济损失。
市场要求价格回归的趋势不可避免，需另辟蹊径寻求解决之道，寻找到适合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
旧城市发展模式受到挑战，地方财政捉襟见肘
上世纪90年代起的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推动当前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启动市场化的住房消费，是近几年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策略。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乐观主义者往往以中国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作为依据，判断中国实体经济未来仍会长期增长。诚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方式，中国经济理论上可以达到上述目标。然而这些人却忽略了这种增长路径的局限性。过往这种依靠房地产带动地方政府财政，主要依靠住宅开发带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发展，已遭遇到增长的极限。这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房地产企业万科的年度业绩，在遇到顶峰之后会迅速滑落。
抓住产业升级契机，确立新城市增长模式
提高制造业技术水平和附加值，增加国民经济中服务业比重，这些重大的发展策略，将在这次危机后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形势下，地方政府应借此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时机进行深刻反思。在可能到来的产能过剩时代，思考未来的城市发展布局规划。过去，不少地区政府通过招商引进低端制造业产业，从而造成城市开发区土地产出低、土地利用率低，这种方式应该抛弃，转而研究真正适合本地发展的高附加值产业的需求。在分析各个城市自身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遵循产业链延伸、差异化竞争和产业更新的三大原则，探讨切实可行的城市产业发展路径。
同时，在城市规划布局上应进行积极调整，加大对未来前沿产业发展的研究，打造功能更加明确、定位更加清晰的产业园，设计先进、合理的园区管理模式，彻底改变过往那种城市规划只重空间形态、功能与产业研究不够的局面。
实现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和整体产业升级
作为中央政府重大财政刺激举措之一的2万亿的铁路投资计划，预计将进一步改变中国城镇发展格局。其中，以京沪高铁为代表的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建设，将带来不少产业转移和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舒适高效的现代化铁路建设和铁路公交化的进程，将极大拓宽各经济圈内不同类型城市的商贸和服务业发展空间，推动大城市的智力资源向沿线城市扩散，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在城市群的分工与合作中进一步深化。
以日本新干线建设为例，建成后的新干线迅速拉动了名古屋的汽车产业带、京都的电子通讯产业带。在1975年新干线从大阪进一步延伸到九州后，冈山、广岛、大分乃至福冈、熊本等沿线地带的工业布局迅速发生变化，汽车、机电、家用电器等加工产业和集成电路等尖端产业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钢铁、石化等产业，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通向仙台、岩手的东北新干线 1982年开始运行后，沿线城市的人口和企业分别增加30%和45%，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增加。
推行生态城市建设，优化城市土地储备模式
度过了泡沫经济期，快速城镇化和城市建设无序化的发展模式定将终结。中国新城市化发展模式，应顺应绿色生态、节能环保的大趋势。生态城市的建设应以紧凑为原则，通过新型的垃圾处理方法、水循环、维持动植物生态链、绿色交通、节能建筑等一整套生态城市举措的应用，有效拉动新能源、新材料等生态节能产品的新兴市场，进而推动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调整。
近两年推行的土地储备制度，曾是各个城市借助土地资源迅速发展的启动器。这种政府一级收储、二级市场公开运作的模式，在新区开发和城市郊区化进程中非常有效。但在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进入产业结构转型的阶段，在以“紧凑城市”发展理念推动城市发展时，应更多考虑老城改造遭遇的模式困境。由于拆迁难的问题日益凸现，过往那种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运动将迅速减缓，因此，如何调动社会资源优化土地储备，如何设计更好的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sealion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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