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内地现代公文的篇章结构方式，即章法。为了与现代公文的章法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对以往公文的章法进行了简要的历史的回顾和考察。全文依次阐述了以下问题：章法对于写好公文很重要，但不应将其拔高到不适当的地位；通过对历代公文章法的概述与分析，说明章法具有时代特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章法；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公文章法开辟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它同建国后内地公文的章法具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中国内地现代公文的章法：文种功用——三要素(缘由、事项＜事实＞、要求)结构方式；最后强调章法的运用要从实际出发，不应将现代公文章法公式化、格式化，形成新的“八股”文。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内地写作现代公文(主要是法定通用公文)的篇章结构方法，即通常讲的文章的谋篇布局，也就是章法。为了与现代公文的章法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将对以往公文的章法作一历史的回顾和考察。掌握现代公文的写作章法，无论对于搞好公文写作教学或从事公文写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章法对于写好公文很重要，但不应将其拔高到不适当的地位
我们知道，任何文章都是由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构成的，公文也不例外。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主旨(即中心思想或主题)和表达主旨的材料与观点；语言文字是工具，用它来组成词语、句子、段落、层次，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就是篇章结构，属于形式方面。公文写作中确立主旨、选择材料与观点，是解决公文言之有物的问题，也就是明确“为什么写”、“写什么”；理顺公文的篇章结构，则是解决言之有序的问题，也就是明确“怎么写”。材料与观点是结构形成的依据，结构是材料与观点序化的结果，而材料、观点和结构都离不开主旨。写公文先要立意，“意在笔先”。所谓立意就是确立主旨。主旨是一篇公文的统帅和灵魂。经过选择和提炼的材料与观点是一篇公文的“血肉”，适合表现主旨的材料和观点既精当又鲜明，才能使文章丰满和深刻。有了主旨、有了材料与观点，还需要“骨架”去组装和支撑，即合理安排好文章的篇章结构。所以，对一篇公文来说主旨的确定和材料与观点的选择是重要的，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血肉，但是，它们离不开骨架即结构，否则主旨、材料与观点就失去了形成文章的依托，就会成为一堆无序的素材。
那么，公文篇章结构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毛泽东在谈到文章的结构时，曾简明地指出过：“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这里讲的是一般文章的篇章结构，当然也包括公文在内。总的讲，公文正文同样由开头、中间、尾巴这样三个组成部分。固然，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一些公文省略了开头或结尾语，但多数情况是不宜省略的。除篇、段、层次合一的简短公文外，较长的公文的头、中、尾要依靠两段、三段甚至更多的段落、层次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上文与下文、前一部分与后一部分的区别。为了使上下文衔接自然、前后文交融连贯，就必须依靠词、句、段的过渡和照应，这样才能达到篇章结构的完整性。由此看出，公文的篇章结构应包括开头、中间、结尾及其相关的段落与层次、过渡与照应等基本要素。我们研究公文章法，就是要探索公文的正文如何开头?中间主体部分怎样展开?如何结尾?先后之间怎么衔接?它们有什么带规律性的东西?篇章结构安排得好，就能使公文的主旨鲜明突出、统摄全篇，观点明确、前后呼应，材料既能说明问题又衔接自然，从而使整篇公文言之有序、条理分明、脉络贯通、顺理成章，能增强它的感染力、说服力和社会效果。这是章法对于写好公文的意义所在。
但是，我们对于章法的重要性也不应人为地拔高。现在，有的研究公文写作章法的著作，将公文的正文结构要素与格式，等同于“公文写作一读通”似乎掌握了公文写作章法，就一通百通了。事实上，即使作者对公文章法揭示得非常准确，也不能做到“一读通”。其理由是：结构安排只是公文写作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唯一的环节，结构要服从主旨的需要，要依据充分的观点和材料，否则谋篇就会陷入“无米之炊”。从内容到形式、从根本到枝叶，这是谋篇应循之道。此其一。其二，写作章法不单纯是一个写作方法问题，它是作者写作思路的反映，而思路是否正确主要取决于作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对此，古人有过深刻的阐述。[南朝粱]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讲到创作的构思时，把作者的才与学放到了很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文思的快与慢、难与易虽然不同，但都要靠学识的广博，技巧的熟练。“若学浅而空迟(要是学识浅陋写得慢也是白费)，才疏而徒逮(才学荒疏写得快也是徒然)，以斯成器，未之前闻(像这样能写出成功的作品，以前还没有听说过)。”为此，他强调：要“积学以储宝(积累学识来储藏珍宝)，酌理以富才(明辩事理来丰富才学)，研阅以穷照(研究阅历来进行彻底的观察)，别致以译辞(顺着文思引出美好的文辞)……以乃取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是驾驭文思的首要方法，安排篇章的重要开端。”(《神思》)刘勰在这里讲的“驭文”、“谋篇”，也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写作章法问题。章法能否正确领悟和运用，必须把提高作者的学识和才能放在首位。这正如[宋]陆游讲的“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遹》)
公文章法具有时代特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章法
我们知道，公文的行文主体是法定作者，它是为了满足法定作者的需要用来处理公务，进行社会管理活动的工具。因此，不同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观点和文风倾向，不仅制约着公文的内容，也影响到公文的表现形式，给公文章法打上时代的烙印。
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公文是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殷甲骨公文，它是由专人按一定工序和格式刻制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书。甲骨公文主要出土于河南省安阳殷墟。我国自夏朝建立奴隶制的国家以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直接被保留下来，并赋予宗教等级制，逐渐产生了由国家直接掌握的以天神崇拜、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法性国家宗教。这种宗教在商朝进一步形成，商王以天神和祖先崇拜为精神统治工具。在人间的商王企图实现与上天的至上神——“上帝”(甲骨之中已有“上帝”名称)之间的沟通，便从原始占卜中发展成为殷代占卜卜辞这一宗教形式。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全是祭祀占卜活动的记录。当时，国家和王室的活动，从社会生产到思想文化、从内政治理到外交与战争、从天文历法气象的征候到生育疾病祭礼的吉凶等等，先要通过占卜，乞求上帝赐命。而掌握占卜的巫吏(各种名称的“贞人”)就充当了上帝的代言人，负责向商王传达上帝的旨意。上述情况，就给甲骨公文的结构安排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从出土的众多的甲骨公文看出，一篇完整的甲骨公文(也就是贞人记载的一片完整的卜辞)由四个部分组成：(1)叙辞(或称前辞)，记占卜的时间和占卜者(贞人)的名字；(2)命辞，即命龟之辞，向龟卜问事情；(3)占辞，即根据卜兆判断吉凶的言辞；(4)验辞，即记录占辞在事后的验证结果。举例如下：
壬申卜，彀贞： 叀毕麋。 丙子阱麋。 允毕二百蚩九。
叙辞 命辞 占辞 验辞
这是一篇完整的甲骨公文，分四部分：叙辞说明占卜的时间是在壬申日，从事占卜的贞人叫“彀”；命辞，向龟卜问畋猎狩鹿之事；占辞，通过兆纹所示，应在丙子日用阱猎鹿；验辞，谓用阱猎鹿结果获得二百零九只小鹿。
在甲骨文中，四项皆全者较少，多数只有其中的两项或三项，一般无验辞。凡是有验辞的公文，极大可能是在事情应验后才追记的。
继夏商周奴隶社会之后，我国从战国时代开始进入封建杜会。秦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大一统，促进了封建社会公文体制的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思想和封建政治等级是封建公文体式最突出的特点，它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公文的结构安排中来。秦汉后，各个朝代沿袭秦汉做法，对不同种类公文的行文结构都有自己的规定，总的是越来越严格。一般说来，正文结构由首称(开头)、主体、末称(结尾)这三部分构成，明清时在首称与主体之间增加了事由(为××事)，变为四部分。因行文走向和文种不同，首称与末称的写法不一样。给皇帝的上行文，其首称与末称，应贯以尊君与抑臣的封建套语。臣称君为陛下、圣驾，自称微直、愚臣、奴才等，行文的“首称”以“臣昧死言”与“末称”以“死罪死罪”之类反映主仆关系的格式予以固定化。例如，宋高宗时，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写给高宗的封事，其首称：“绍兴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臣胡栓，谨斋沐裁书，昧死百拜献于皇帝陛下。”主体：“臣谨按：……。”末称；“小臣狂妄，冒渎天钺，甘俟斧铖，不胜陨越之至!”从此文的头尾可看出，臣僚对皇帝的上行文，其阿谀逢迎、浮言套语已达到何等地步!到明清，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奏本的程式，首称改为“某衙门某官臣姓某谨奏为某事”云去；末称：“谨具奏闻”，“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门臣某”等字样。至于皇帝的下行文结构，在唐以前要求不甚严格，写法较为自由，唐以后则十分讲究格式，对正文的首称、主体的起句和末称，都有严格的规定。兹举康熙五十二年给三等侍卫兼佐领色尔登及妻“诰命”为例：首称；“奉天诰命”；主体：“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主体两段，分别叙述了授予色尔登以“通议大夫”和封其妻终佳氏为“淑女”的缘由、授封名称、要求期望。)末称：“制诰”，“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八日之宝(印章)”封建社会统治者自称“皇帝”始于秦始皇，他把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尊号中的“皇”与“帝”合而为一，自称“始皇帝”，秦以后各朝统治者皆自尊为“皇帝”，并视已为“上天”的代言人。因此在皇帝发布的诰、制等下行文中，便有“奉天诰命”、“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之说，充分显示了其高不可越的权威性。这是封建社会公文章法的显著特征。
责任编辑：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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