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已出现一个年轻的无地农民群体。其中一部分是计划外超生的孩子，另一部分是农村土地30年不动政策实施后的新生儿。其共同特征是没有承包土地。而他们中大多数都已经或准备进城打工、经商、学习。仅在安徽阜阳，228万外出农民工中就有“无地农民”60万人，今后每年还将有10万没有土地的新增劳动力进入社会。这样一个群体未来将是一个挑战。
在长期的城乡分割之下，农民只是一种政治与法律身份，而不是人们可以自由变换的职业身份。虽然过去二十年来，有上亿农民进城，但通常，城市政府只接受农民的劳动力，而不接受农民的人身，政府没有想过给他们城市户籍，让他们成为市民，融入城市。相反，政府的打算是，在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即回到乡村，避免成为城市的福利负担。
农民拥有的承包土地被视作为他们的社会保障，很多专家因此坚持土地的承包制，并主张不断调整土地承包关系。然而，现实并不以专家的逻辑为转移。农村还是出现了一大批无地农民。既然如此，那么，从情理上说，城市应接纳他们，让他们可以找到生计。
事实上，对户籍制度、对城乡分割体制的挑战不只来自于“无地农民”群体。还有大量年轻农民，尽管可能在乡村还有土地，但他们已脱离农村生活融入城市。还有一批青年是第一代进城农民的子女，他们户籍在乡村，但从小就以城镇为家。不管来源如何，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形成了城市认同意识。
在这种意识驱动下，这个年轻人群体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在城镇生活。即便暂时遇到失业、遇到生活困难，他们也不会轻易地回到乡村。可以预料，这三个群体的数量都将逐渐扩大，用不了多少年，今日人们所说的“农民工”大多数都将形成对城镇的认同意识，产生对市民权的诉求。
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是真正的城市化的驱动力量。因为，新市民对城镇的认同是城市化健全发育的核心。但是，这种认同意识也对城市构成极大压力。这意味着，城市必须准备永久性接纳这些农民，不能再想象着把农村当成城镇失业的泄洪区，不能只要农民的劳动力，而不要农民的人身。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真正的城市化也才刚刚开始，此前中国的城市化是个半拉子工程，只有人口的工业化，而没有城市化。
但这个真正的城市化的展开，要求政府改变现有的户籍法律、政策，让那些已经形成了城市认同意识的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为市民，享有市民权。由此，城市的公共服务供应格局、城市的房地产供应模式恐怕都需要改变。否则，这些潜在的市民就很可能从名副其实的城市化的动力，变成城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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