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突破行政区划
回顾近代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国家一直都未放弃工业建设的努力，但社会政策却建立并旨在维护农业社会的基础，所以中国的城乡二元对立现象一直存留至今。尽管近代中国对工业化的追求是执着的，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没有意识到工业是属于城市经济，没有意识到工业化与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文明演变过程。忽略了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不能不说这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失误。
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国走的是重工业化道路。重工业化的一个重大陷阱就是利润很低，如果没有消费品产业高利润补偿，重工业不能进行自身的扩大再生产。中国采取了以农补工的形式。当时农村不仅要承担对工业化的投入，还要负责供应城市人口的生活资源。所以政府尽可能把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以减轻城市负荷。这就是建国后30年政府不断把干部、学生迁往农村的深层经济原因。
可以说，重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走的是一条逆城市化道路。逆城市化在政策制度上人为地把中国人口分割成为农村人口、城市人口两个截然不同的利益群体。这种分割极大地局限了我们的政策思维，由于害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所造成的混乱和困难，上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了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农村工业化。大搞乡镇企业，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农村工业化是导致中国改革开放20年粗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大背景下，小城镇发展模式应运而生了。
并不是说不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但就目前国内外发展趋势看，大城市群可能创造巨大的社会生产力。
现在最有希望的是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再一个是京津唐地带。但后者的城市间的联系很薄弱，前两个大城市群也还远远没有真正成形。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将会出现3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目前最大的挑战是突破行政区划问题。不合理的行政区划是阻碍中国城市群经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各级行政区划层次较多，分割过细，各级政府对区划内经济活动干预权过大等原因，各行政区内的经济各自为政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中国的地区经济具有强烈的行政区经济属性。随着通勤圈、通学圈、购物圈、产业分工圈的扩大，行政区经济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城市圈以及城市群的形成的阻碍将越来越大。行政区经济阻碍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问题，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十分突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形成与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打破行政区经济的格局。
把珠江三角洲作为一个城市群看也存在巨大的差距。欧洲是国民国家的发源地，搞了两百多年，现在把国界的概念不断降低，以利于物流、人流、信息流的流通。
在形成大城市群过程中，珠江三角洲有两个必须克服的问题。一是在产业结构上必须培养新的增长原动力，完善大城市群内的分工配套，对香港以外的珠江三角洲而言，加强原材料基地的建设、半导体等元件产业基地的建设、提高机械加工能力、研究开发能力非常重要。一定要超越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的模式。对香港而言，发展金融、信息产业以及强化对内地、东南亚地区影响力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二是要正确认识“一国两制”的问题。大城市群中各大城市圈功能的紧密分工，对大城市群的发展是有利的。“一国两制”对珠江三角洲各大城市形成各具特色的功能和城市空间是有益的，但不能画地为牢。
大城市群和大城市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京津唐大城市群，就包括北京大城市圈、天津大城市圈、唐山大城市圈，每个城市圈各有自己的特点。在建设大城市群时，我们的任务是设法强化各城市圈之间的关系。
日本在100年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直不断在进行村、镇、市的合并，但是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这一级没有动过，县域的过小阻碍了日本地方城市的发展。如果一个县只有100万人口的话，县府最多集聚80万人。为什么现在日本讨论建立州呢？如果并县，地方核心大城市就比较容易形成。
现在，有人提出北京与天津合并为大北京，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北京搞一个大型国际交流的功能，可以覆盖周围几百公里，那么天津也搞就没有必要了。天津应该搞别的功能。但是为了让天津人也能利用上北京的功能，必须强化北京天津之间的各种交通、信息的交流功能。北京至天津的火车一天才十几班次，相比之下，东京至大阪的新干线在高峰期几分钟就对开一班。广州至香港的列车班次也太少。我们要认识到内地没有能够充分利用香港的功能，是香港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中国重视完善城市圈交通体系的城市极少，维系与城市周边地区的交通设施仍然只是公路，在公路沿线的无序开发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以汽车为主的交通骨格是不可能支撑起高密度、大规模的城市化社会的经济和生活活动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等地区应该尽快地形成以通勤铁路和高速铁路以及地铁为主的高速轨道交通体系。
中国城市圈、城市群发展的滞后将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因为我们中国经济能跟世界经济竞争的地方，还只是几个大城市群。我们无法拿西部跟世界发达国家竞争。我们迫切需要整合、提高我们的可能有竞争力的空间的社会经济机制。我们要学会整理我们政策决策、规划决策的优先顺序。
城市化呼吁管理现代化
关于大城市圈(Metropolitan Area)有很多定义，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是通勤圈。大城市通过建设近郊和远郊地区，通勤半径可以逐渐延伸到20至50公里，在高速铁路网发达的东京，现在可以达到100公里。这样一个通勤圈域可以称为大城市圈。比如东京现在周围100公里以内都可以作为一个通勤圈来考虑。大城市圈的半径受铁路、公路建设水平左右。城市圈的扩张不是单纯的同心圆式扩张，而是沿主要交通干线呈放射线型延伸，在延伸放射线上可以分裂出许多卫星城市。
大城市群(Megalopolis)是被高速交通轴缩短了时空距离的大城市空间。1961年哥特曼(J•Cottman)在他的著作《大城市群》中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当时他是把美国东海岸5个大城市圈连成的一个3000万人口的地区总称为大城市群，但他没有对大城市群进行一般性定义。哥特曼研究对象的大城市群的内涵在生产力与发展模式上都已经发生了巨变。我们今天说的大城市群，已经远远不是哥特曼所研究的概念，而是要探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和新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下的大城市群的发展，其规模与密度，都与哥特曼讲的大城市群完全不同。
发展大城市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接上亿农民进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城市，仅仅把农民作为外来的劳力，而没有考虑他们作为城市居民、城市主人的需求。
从世界近代史来看，产业革命以后，人们为谋求城市生活，谋求现代化的工作效率，从农村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化同时伴随着社会的近代化，必须同时创造市民化社会。没有市民化社会，城市是无法延续下去的。
城市化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生活、工作空间要从农村转入城市。人的社会生活有三个基本要素∶工作、终身保障和社会交流。在农村社会，人们大多数从事农业，土地是终身保障的根本，村落共同体是人们社会交流的基本。而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要求人们在高度的社会分工当中谋求具有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职业，人们需要离开土地和村落共同体进入城市。因此，城市必须为人们提供就业和教育的机会，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交流环境，这三种要素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教育、培训是市民社会的门槛。劳动力需要培训才能进入现代化产业的生产领域。同时，市民社会要求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每个成员的生老病死。
以前，这些都是由企业承担的。
企业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提供新的交流空间，但企业的封闭性会禁锢人们的生活模式，损害人们的社会生活的独立性。在社会生活上过份依赖企业，将导致现代化进程走向企业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关于这一点，日本有沉痛的教训。
为了向市民提供社会交流的空间，在城市建设中应该充分考虑为社会交流创造公共空间。例如广场、会议所、公园、图书馆、公共游乐场所等。但是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中，缺乏市民进行交流的场所。
目前，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国际竞争的关键不是技术竞争，而是社会机制的竞争。
在社会机制上，人们曾有三种认识上的错误。第一种错误是只想要工业经济的生产力和军事力，拒绝对工业经济所要求的社会结构进行社会机制的变革。第二种错误是缺乏对西方社会机制的研究和总结，没有认真地总结人类社会在产业革命后所进行的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实验。人类为这些社会实验和实践付出了重大代价，它的经验和教训是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
中国是后发国家，我们可以研究和总结先行社会的经验和教训，这样中国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三种错误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机制的全盘否定和破坏。社会发展是延续性的，不能强制性跳跃。中国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来源于对既存社会机制的破坏。
一个有优势的社会机制一定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我们要在学习和总结他人的经验教训、继承中华民族在社会机制上留下的宝贵财富的基础上，尽快地创建一套适应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发展的社会机制。这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关键。
责任编辑：xia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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