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在晚清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发展，由以传播为主转向以研究为主，并形成了民间和国家两支研究力量。在民间方面，1913年由詹天佑等组织中华工程师学会（1931年改组为中国工程师学会）。1914年6月，留学美国的任鸿隽等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并集资出版中国第一家自然科学刊物《科学》，1918年迁回国内，开展许多科学活动。此后，不同专业的学会相继成立，其中仅全国性的学会就有数十个，几乎所有的一级学科都有学会。重要的科研机构有：1922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3年成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1926年设立的交通大学工业研究所等。各种势力和各个大学共计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机构100多个，覆盖了理工农医基础学科和主要技术学科。

延安抗日根据地也于1939年设立了自然科学院，内设物理、化学、生物、地质4个系，以及机械和化工实验厂、化学和生物实验室。同年设国防科学社。1940年设立自然科学研究会，下设农学、生物学、地质矿产学、机械电机学、化学、土木学、医药学、航空学、数理学等20多个分会。

在政府方面，农商部于1916年成立地质调查所，这是民国时期政府有计划地组织科学研究的开始。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由蔡元培任院长。先后设立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工学、地质学、历史语言学、社会学、动物学、心理学、植物学、医学、数学13个研究所。并于1935年设立院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负责联络国内各研究机构，讨论重要科研问题，组织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1948年实行院士制度。1929年设立北平研究院，内设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历史学、地质学、镭学、药物学9个研究所和西北植物调查所。

随着研究机构的建立和留学教育的发展，有不少科学工作者做出了享誉世界的成绩，并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家。在数学方面：陈建功的一项三角学发明被称为“陈一哈代一李特尔伍德定理”；曾炯之在函数上的一项发明被称为“曾一兰定义”；陈省身对示性类的研究成果被命名为“陈省身示性类”；王湘浩关于类域论的研究成果被称为“格隆瓦德一王定理”；华罗庚在“堆垒素数论”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产生广泛影响。

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吴有训验证了康普顿效应，使该效应改称为“康普顿一吴有训效应”；黄昆提出了固溶体的X光漫散射理论，后来被证实，从而被称为“黄散射”；张文裕发现拼子原子及其辐射规律，分别被物理学界称为“张原子”和“张辐射”；还出现了吴大酞、王淦昌、钱三强、郭永怀、钱学森等著名的物理学家。梁树权完成铁原子量的修订，被国际原子量委员会采用；黄鸣龙改良了开西纳·沃尔夫还原法，被国际同行广泛应用，称为“黄鸣龙还原法”；侯德榜发明了新的制碱法，被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在地质学和气象学方面：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猿人头盖骨化石，被命名为“北京人”；翁文颧在造山运动研究中提出“燕山运动”说；李四光通过大地构造和地壳运动研究，正式提出“地质力学”概念；黄汲清用历史学方法研究大地构造，创立了“多旋回构造运动”说；胡焕庸完成中国人口分布研究，提出“缓挥一腾冲线”，把中国人口分布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部分；竺可祯开创了中古气候研究，为“气候脉动说”奠定了基础。在生物学方面：冯德培发现肌肉伸长时的发热现象，被称为“冯氏效应”；吴宪以英文出版《物理生物化学原理》一书，创立了“物理生物化学”（今生物物理化学）学科；张锡钧提出“迷走神经一垂体后叶反射”说，后被生理学实验证实；黄祯祥首创病毒体外组织培养新技术，被称为“病毒学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八、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政府实行社会主义外交政策，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但是，由于列强各国的干预，以及中苏在外蒙古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直到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确认帝俄时代有关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为无效；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使近代中国第一次废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条约。

在中苏两国就历史悬案进行谈判的同时，还发生了中国人民和政府对西方列强的废约斗争。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对德和会，与会的中国代表提出了废除1915年在日本强迫下签订的“二十一条”，逐步撤废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驻军、邮政及电报机关、领事裁判权、租借地、租界、协定关税等特权的要求。但巴黎和会不仅没有答应中国的要求，反而允许日本占领山东。巴黎和会的这一结局，立即引发了五四运动，促使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开启了中国独立决定自己国际事务的先河。1921年n月11日，由美国发起在华盛顿举行太平洋会议，讨论巴黎会议的遗留和新生问题，中国代表重申了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除外国在华邮局问题有条件地得到解决外，其余均无实际结果。但是，由参加会议的9个国家签署的·《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条约》（简称“九国公约”)，在名义上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任何一国均“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这意味着从此任何国家再也不能在中国攫取新的特权，或互订条约划分新的势力范围。此外，在山东问题上中国取得了重大胜利，迫使日本同意中国以高额赎金收回山东主权。

从1925年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进入高潮。五辩运动以后，“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响遍全国；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兴起，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实行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列强在华特权的革命外交政策。于是，促使北洋政府发起“修约”运动，企图通过所谓“正常”的外交途径修改不平等条约。其间，于1926年n月6日和10日在经过与比利时、西班牙的谈判无效后，相继独自宣布中止《中比通商条约》和《中西通商条约》，但也无力付诸实施。其余的修订届期条约、召开关税会议、举行法权调查等活动，以及与日本、英国的修约谈判均无实质性结果。

与此同时，国民革命政府方面却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废约成果。1927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随着北伐的进展迁到武汉。1月3日下午，英国水兵粗暴干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的演讲，刺死海员1名，刺伤群众数十人。当晚，国民政府外交部警告英国总领事，责令英国从速撤退水兵，由中国政府派军队进驻英租界。5日，武汉民众举行示威游行，冲入英租界，驱逐英巡捕。同一日，国民政府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正式接管英租界。接着，英兵又在九江枪杀中国人，引起罢市。7日，国民革命军一部进驻英租界。9日，国民政府设立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正式实行接管。2月19一20日，中英经过谈判签订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协定，正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放弃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全国人民以及国民党内部反对派的压力下，继续了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1928年7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提出重订新约的三项原则：中华民国与各国间的条约，已届满期者，废除旧约，另订新约；尚未满期者，以正当之手续解除另订；旧约已满新约未订者，另订临时办法处理一切。其内容主要包括改订通商条约及关税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及租借地。

收回关税自主权是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进行了相关谈判，于1928年7月25日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随后又与挪威、荷兰、瑞典、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葡萄牙等国缔结了《关税条约》和《友好通商条约》，都宣布取消以往的协定关税制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9月1日宣告关税自主。1929年2月1日实行自主制定的新税则，并收回海关管理权。1930年《中日关税协定》签订，关税主权全部收回。

在收回租界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27年8月收回天津比租界；1929年10月、1930年4月和9月收回镇江、威海卫和厦门英租界等。1930年1月和1931年7月，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临时法院，分别设置江苏高等法院第二、第三分院和上海第一、第二特区地方法院。

在收回领事裁判权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在与列强各国交涉无效后，曾于1931年5月4日，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准备于1932年元旦开始废除领事裁判权，但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不了了之。

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由于中国战场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又有了新的进展。1943年1月n日，中国与美、英分别签订新约，接着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新约，从而废除了治外法权、使馆界及驻兵权、租界、特别法庭、外籍引水人（领港）、英籍海关税务司、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等特权。

近代中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于此结束。

九、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

自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在图谋和实行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05年通过日俄战争，从俄国手中夺得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东北长春以南地区（南满）的势力范围；1914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强行占领原为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地区；1915年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民四条约），承认其侵占山东、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及向浙江、广东、江西、湖北扩展势力范围。此后，日本继续图谋把整个中国侵占为殖民地。1927年7月，日本内阁召开所谓东方会议，进一步策划对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侵略，会议所形成的“田中奏折”宣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据此，日本陆军省于1931年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明确强调必须对中国东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借此进攻沈阳和北大营，从而发动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全力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坚持不抵抗政策，遂使日军兵不血刃很快占领了沈阳；又用仅仅4个月的时间，侵占了整个东北三省。接着，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3月宣布正式成立“满洲国”，作为其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傀儡政权。

＋、国共两党的抗战

华北事变以及国民党政府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做法，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视和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愤慨。1935年8月1日，中国GCD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提出了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而奋斗的十大政纲，首先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呼声。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代表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重申中共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共的主张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促进了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12月9日，北平高校3000多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40多名学生受伤，一二九运动爆发。这一运动从n日起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斗争，十几个大城市的学生相继罢课，举行集会游行；工人组织也纷纷行动起来，呼吁释放被捕学生，对日宣战。

接着，中共中央于12月17一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分析了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并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政策，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在政治和理论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抗日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策也不得不变化。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就南京政府对日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及“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解释。中共方面认为这个解释实为一个可喜的现象，表明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的想法和准备，于是开始了以“请蒋抗日”为目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建议。中共的建议得到宋庆龄等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赞成，但是蒋介石仍然动摇不定，坚持反共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直到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才迫使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联合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于8日向日本方面提出口头抗议，10日提出书面抗议，要求立即制止日军的军事行动；同时，蒋介石紧急调集兵力向石家庄集结，设立石家庄行营，以便就近督导冀察战事。中共也立即发表抗战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n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向华北增兵，扩大侵华战争。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作战，开始全面抗战。

面对日军的大规模进攻，GCD和国民党的军队开始分别在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进行抗战。中共于8月25日“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为总指挥（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改任总司令）;10月12日，将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八路军、新四军成立后，随即开赴华北、华中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取得平型关、阳明堡等战斗的胜利，并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击敌人。在相持阶段，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扫荡”，并于1940年8一12月发动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军除以一部兵力在华北抵抗日军外，集中兵力于华东，试图力保上海、南京，先后在上海、台儿庄等地给日军以打击。但在武器装备优势的日军进攻下，北方的张家口、保定、石家庄、呼和浩特、太原、济南、青岛、徐州、开封；南方的上海、苏州、南京、芜湖、扬州、杭州、厦门、九江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陷。日军在1938年10月攻占广州、武汉后，限于兵力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进人相持阶段，并转而加紧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使国民党从初期的比较积极抗战转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与中共的政治、军事摩擦，乃至发动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过南昌、长沙、桂南、豫南、中条山等战役，中国军队在这些战役中进行了顽强抵抗，但仍有不少国土沦陷。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形势开始逐步好转。在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不仅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扫荡”，而且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和力量，并从1944年1月起，开始局部反攻，为正面战场上的抗战和反攻创造了条件。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浙赣、鄂西、常德、豫中、长衡、桂柳、豫西、鄂北、湘西等会战，给日军以不同程度的打击，并抑制了它的进攻势头。

1945年8月初，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先后投下了原子弹，苏联也宣布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由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战争至此胜利结束。

＋一、抗战时期的文学艺术

抗战时期是文学艺术比较繁荣，比较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为现实服务最好的一段时期。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趋加深。由于一二九运动的爆发，特别是中国GCD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文化界最先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号召文化界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反对文化界的汉奸活动，组成文化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之后，文化界的救亡活动更加高涨，富有时代特色的抗战文化蓬勃发展起来。1937年7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翌年3月，全国性的文化界救亡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救亡协会在汉口成立。接着，各专门性的全国文艺团体如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等纷纷成立。它们共同的宗旨是利用自己的专长发动群众，保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抗战的胜利。

在上述这些团体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分会组织，并很快创办了诸如《抗战文艺》、《笔阵》、《文化岗位半月刊》、《文艺阵地》、《抗战三日刊》、《战时联合旬刊》、《文艺战线》等百余种刊物。中共直接领导的《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群众》、《中国文化》等，更是旗帜鲜明，充分发挥了进步文化界鼓励人民坚持抗战决心的作用。

深入抗战前线的作家和记者，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像徐迟的《大场之夜》、长江的《台儿庄血战经过》、碧野的《太行山边》、骆宾基的《救护车里的血》、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萧乾的《刘粹刚之死》，等等，或用如画的笔墨描述了抗日将士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或用辛辣的笔调揭露了后方官僚的腐败无能。像赵树理创作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在中国GCD领导下的幸福生活，而且在艺术上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

诗歌也成为一种非常活跃的文艺形式，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品，如艾芜的《我怀念宝山的原野》、王统照的《上海战歌》、靳以的《火中的孤军》、郭沫若的《战歌集》、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田间的《给战斗者》、艾青的《向太阳》和《剑北篇》等，它们或燃烧着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或歌颂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斗的顽强精神。

音乐艺术直接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群众性的歌咏活动高涨。冼星海、吕骥、张曙、贺绿汀等一批著名的音乐家创作了一大批令人难忘的战歌，如《武装保卫山西》、《干一场》、《全民抗战》、《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歌唱八百壮士》、《游击队歌》、《二月里来》等。由著名诗人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为人民大众谱出了呼声，发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怒吼。边区农民歌手李有源作词的《东方红》、孙万福创作的《高楼万丈平地起》、韩起祥改编的《刘巧儿团圆》等，都是有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不少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至今仍被人们所传诵。

在戏剧舞台上，以独幕剧、街头剧、活报剧为主。如集体创作的《保卫卢沟桥》、《台儿庄》、《放下你的鞭子》，田汉的《卢沟桥》，周扬、沙可夫的《血祭上海》，崔克、王震之的《八百壮士》，夏衍的《咱们要反攻》，荒煤的《打鬼子去》等，都深受观众欢迎。在边区根据地，新秧歌剧大受欢迎，著名的作品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根据地艺术工作者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不仅思想内容深刻，而且民族风格鲜明，在中国歌剧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延安文艺工作者改编演出的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不仅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而且为中国戏剧艺术的改革开创了一条新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电影艺术也有新的发展。电影工作者深入前线，拍摄了许多反映抗战的纪录片，像《抗战特辑》、《抗战号外》等，都真实地向观众展现卢沟桥、淞沪、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情况，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艺术片如石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等，也都直接地反映了中国军民英勇抵抗侵略者的事迹。

美术界的最突出成就是把漫画艺术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作者，也留下了一大批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像叶浅予、张乐平、廖冰兄等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最活跃的漫画家，张乐平创造的三毛形象至今仍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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