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社会的到来，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使人成为技术和物质的奴隶，城市成了居住的机器。城市的异化，反映了人的异化。人们在似乎有自我意识的城市的不断扩张面前束手无策。
以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为代表的理想城市的文化模式，走出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精英文化之路。崇尚理性的规划师、建筑师成了指引城市居民走向理性生活的启蒙者和牧师，成了代替上帝为居民预设理想城市生活、为人类绘制未来理想蓝图的“神秘的钟表师”。然而，城市被机械地分割为不同的功能分区，规划师们以类似于外科大夫的眼光来看待城市，以结构主义来分析城市的构成，对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良，并以此解决城市的功能和空间的拓展问题。
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的现代城市规划，应用现代科学知识认识城市，在把城市分析、解剖为各个子系统的同时，用技术手段对城市的各个功能系统和空间结构进行整治、完善和建构，使现代城市的面貌有了巨大的改变。随着城市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的主体性意识再次觉醒。当今的人们已不满于少数精英分子为他们预设的通用型的生活模式，他们已开始追求和构筑自己的理想生活方式、个性化的生活。正如里斯曼所说：“今天最需求的，既不是机器，也不是财富，更不是作品，而是一种个性。”于是，以批判现代主义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所崇拜的理性主义的反叛、对权威的蔑视、对中心的解构、对多元化的提倡、对个性的张扬，表现出对人类理性主义的历史性反思。当然，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也给城市留下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片。这就是当代城市规划应该从以精英文化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向以大众文化为依托的方向转化的背景。
城市并不是自然之物，城市也不是机器，城市是一个社会，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城市”。不同时代、阶层的人，在他们各自的文化模式的指导下，都会对城市生活具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城市建设与城市设施会有不同的需求。例如，“有车一族”与“步行族”“公车族”对城市的交通政策和道路建设的认同感就会有差异；“原住民”与“移民一族”会对当地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有不同的认同感；“贵族”与“平民族”对“名牌”符号的消费就有不同的态度。
当人们高举“以人为本”大旗的时候，是否想过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在经典的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教育下，人们是把城市作为一种抽象的“人”(自然人)，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社会人”的对象物，并常以自然的、科学技术的手段来解决社会科学的问题。因此，这样规划出来的城市就只能是一种“类象”的诸如“带状城市”“指状城市”“圈城式城市”“组团式城市”“星光放射式城市”的模式化城市，或以“邻里单位”和各功能分区拼装而成的模块城市。精英主义的规划，是以规划师和个人的价值尺度作为公共的尺度来绘制城市的未来蓝图。当这样的规划面对动态发展的社会和已趋多样化的价值取向时，往往不得不处于“墙上挂挂”的境遇了。
经典的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是一种精英文化，体现的是功能主义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观，采取的是封闭式的模式化主导手段，追求的是理想规划的终极蓝图。而这恰恰是与城市的大众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动态发展性相违背的。因此，公众参与，多学科、多价值观的合作与探索，连续过程的对话式引导，以及讲求实效的灵活性操作则是对理性主义的经典规划范式的一种修正。
城市是由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机构成的现实的人的对象物；城市规划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文化创造的问题，是生活方式的谋划问题。而文化的创造，涉及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3个方面，即物质财富的生产、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生存意义的生产。具体的、现实的、各个阶层的人的需要，各种价值观的协调共处，是人们进行城市规划的最基本的尺度。
社会的转型，最根本的是文化模式的转型，是生存方式的转型。而文化模式和生存方式的转型，需要城市规划的转型。使经典的法令型的规划向通俗的契约性的规划转型，使精英的理想模式的规划向公众的实践模式的规划转型，使艺术型和技术型规划向大众文化型和公共政策型规划的转型，使功能评判型规划向价值导向型规划的转型，是当代规划师面临的历史任务。
责任编辑：xia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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