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三大秘书集团，即曾国藩湘军幕府、李鸿章淮军幕府、左宗棠楚军幕府，他们几乎都是在湖湘文化的孕育下形成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一、湖湘文化哺育下形成的近代三大秘书集团
在19世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一大批书生出身的饱学之士，或因科场失意，或因仕途多蹇，从而进入三大幕府集团。这些由“幕宾”举步而入仕的人多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和哺育，其思想意识和志向的形成，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秘书集团的曾国藩湘军幕府，得风气之先，聚集了一批以卫道者自居．然仕途并不得意的文生为骨干力量。就籍贯而言，89位幕宾中湖南籍为21人，且大多是曾在岳麓书院的先后同学，如罗泽南、郭嵩焘、胡林翼、刘蓉、左宗棠、刘长佑等，他们都是近代第一秘书集团的中坚壁垒。而在湖湘之地从政为官的非湘籍幕僚，如叶名琛、刘昆、薛湘、塔齐布等皆以学“岳麓”为荣，以不卒业于湖湘为恨。在曾国藩的大批谋士中，还有的虽非湘籍人士，也未长期留居湖湘，但他们或是曾的门生弟子，如李鸿章、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张裕钊；或是曾的朋友，如万启琛、朱琦、李宗诚等。故整个曾氏幕府体现了湖湘文化的浓郁氛围与曾国藩的个性特征。
李鸿章的淮军幕府虽然是以江淮文化为特质．但他们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形成时期，有赖于湖湘文化的孕育。李鸿章幕府的核心成员大部分是由曾国藩湘军幕府直接转入的，如钱鼎铭、倪文蔚、张树珊、刘铭传、丁日昌、冯桂芬等。“淮军起初时，所部半楚勇”。而以后淮军建制上所用“营伍之法”“悉仿湘勇”，“两省将卒，若出一家然”①。再加上李鸿章早年曾师事曾国藩，跟他求“义理经世之学”，后又随曾国藩创办湘军做幕宾，深得其师的真学慧识，故而他可以说是湖湘文化和曾氏门生的“贤脉流传”。李鸿章之兄李鹤章也曾任湘军重要幕僚。从以上湖湘文化与江淮文化的交流及它们与淮军的历史渊源之中不难看出的是：李鸿章的淮军幕府和曾国藩的湘军幕府只不过是湖湘文化的不同操作而已。
左宗棠幕府则完全是曾国藩湘军中裂变的产物。左宗棠年青时求学于岳麓书院，他刻苦自励、博览群书，对湖湘文化颇有研究，后来又进入曾氏幕府。镇压太平天国之际，他网罗了湘勇大批旧将弁，并收聚王鑫旧部，在湖南招兵买马，组建楚军。左宗棠幕府所招纳的幕宾也多为湘籍人士，深受着湖湘文化哺育。
中国近代三大秘书集团的这些共性，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湖湘文化深远独特的魅力。这种启承转合的独特文化，推动了中国近代幕府的不断发展，他们与绍兴师爷形成遥相呼应的高低两大层次。
二、湖湘文化薰陶下的近代幕府名士
中国近代三大秘书集团是在湖湘文化的孕育下形成的，作为组成这三大秘书集团的幕府人士更是受到湖湘文化的薰陶，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行为、观点和主张。这种影响与渗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一）书院教育与近代幕府的个人修养
有别于其它的区域文化，书院教育在湖湘文化的传播中功不可没。湖南书院历来发达，居全国前列。人称宋初“四大书院”的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湖南就占两所，岳麓书院又为其冠。香火不绝的书院学术风尚一方面传习理学，一方面传习经学，培养了大批人才。在贯穿经学和理学的湖湘文化哺育下所形成的近代幕府，其成员无不注重个人修养。
依靠学院教育传播的湖湘文化，继承和发扬了儒学理想人格中的积极成分，这就是“修、齐、治、平”，以实现“内圣外王”。但在融入了湖湘传统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乐具在天下的坚定志向后，便抛弃了儒学中宣扬的“穷独达兼”、“善于自保”的消极因素。在清朝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时刻，这些幕府名流没有消极避世，独善其身，而是挺身而出，志在天下，成为清王朝的忠实鹰爪。曾国藩从一介农家布衣书生跻身京城，在长达13年的朝廷幕僚生涯及至成为朝廷重臣之后，始终恪守“居敬、主静、立诚、慎独”的修身之道，一生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他讲求清廉，并以其“待人以诚。待人以恕”的师友同僚之道团结了一大批人才，显示出他过人的人格力量。罗泽南治理学很深，长期讲学，学生很多，他们对参政议政颇感兴趣，后来都成为湘军骨干。以治理学著称的罗泽南“傥好驰马试剑”，其弟子李续宾也喜“习骑射，挽三石弓”，是位地地道道的尚武任侠的书生。
（二）程朱理学与近代幕府名士确立的政治目标
湖湘传统学术思想自宋代以后即以理学为正宗。理学也称新儒学，它与儒家文化有同有异，但在维护纲常名教这一“千古不破”的“道统”上。它们之间是一致的。中国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讲学予岳麓书院，尔后又出任湖南安抚使。从而将岳麓书院推向它的全盛时期。当时就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民谚流传，不独长沙学子彬彬向学，邻郡数百里间，学者云集，以致于“坐席不能容，溢于户外。”相传岳麓山下曾出现了“一时兴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空前盛况，可见朱熹对湖湘文化传统影响之深远。而他是将“三纲五常”阐述得最为详尽，并把三纲五常发挥到极致的人。三纲五常思想是封建宗法等级秩序的重要支柱，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朱子教条集中体现的是尊君亲上的伦理思想。
近代三大幕府人员无不是坚定不移地维护纲常名教。享有“卧龙”美誉的刘蓉力劝曾国藩打着保卫数千年礼义人伦和孔子名教的旗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他为湘军拟制的《讨粤匪檄》中曾公开标榜说：“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本，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籍，一理扫地荡尽。此独我大清之变，乃开天辟地以来，名教之奇变！”②可见，湘军与太平天国之战在一定程度上是两种文化之战。曾国藩“以礼治人”的典型例子是他带勇过程中的所谓“示恩法”，以地缘、血缘为纽带，以强化封建意识作为建军原则，企图在湘军内部制造一种父子兄弟般亲热的气氛。然后在这种气氛中，使弁勇重视“仁、礼”这样的封建名份，泯灭了军队内部的阶级对立和不满情绪，巩固了体现予“礼”中的封建宗法秩序。李鸿章所建淮军“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③。可见近代三大幕府集团成员皆以理学立身处世，并以奋励蹈火维护满清王朝作为共同的政治目标。
（三）经世致用学风与近代幕府名士推进着的洋务运动
湖湘文化传统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践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总括起来就是“学必须致诸用”，而不能只停留在空谈心性、空谈玄理之中。这是湖湘文化突破宋明理学、陆王心学局限性的一个方面。湖湘文化中这种实学思想也为近代三大幕府之辈所继承和发展。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天朝大国”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局面”，曾、李、左及其幕府人员看到了中国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现实状况。因此他们吸收了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湖南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他们即以务实思想影响桑梓．又以实际行动熏陶了同僚。曾国藩幕府中的郭嵩焘则站在更高层次上，对洋务运动中的弊端提出了批评：一曰求制胜之术，二日了事，三曰敷衍。他的思想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框架，把眼光从追求坚船利炮转到探索西方政治制度上来。这是学习西方的一个质的进步。他这种具有开拓意识的经世思想，正是湖湘文化孕育出的一支光彩夺目的奇葩。此外一些外交官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的重要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和鲜明的时代意识。特别是70年代后，洋务运动在继续“求强”的同时；转向创建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而李鸿章由于此时的特殊地位，在洋务运动中的实绩是他人无可比拟的。近代幕府名士的这一系列举措把经世之学融入政治、军事及经济之中，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考试大整理
（四）士风民气与近代幕府名士们的参政意识
与吴越之地书生文弱之风大相径庭，湖湘书生普遍追求尚武精神，士风刚劲。近于云贵的强悍之风和同于广东的冒险之性使湖湘之地士风民气中有一种强悍、坚韧、百折不挠、勇于任事的气质。因此湖湘传统中政治参与意识历来是十分强烈的。这种动态发展并具历史永续性的参政意识，在近代高层幕府的形成、发展和幕宾角色的转变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胡林翼临阵“从容谈笑，处变坚定，军屡挫而气弥厉”④；左宗棠年近古稀，仍壮志不减当年而出战新疆，以“引边荒艰巨为己任”；即使是一代鸿儒的王闿运，章太炎称其为“文人”、“辞人”，他却一再否认自己是辞章之士，宣称所治乃“帝王之学”；被曾国藩称为“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的郭嵩焘并不甘心做著述之才，而是将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活动在政治舞台；曾氏幕府中的成员虽然后来大多跻身军政高位，但实际上他们多是这个阶段的学者兼政治活动家，在理论和实践中实行的都是“学与政兼”。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中国近代三大秘书集团正是通过参与幕主的政治、军事、经济的重大策划活动，进而影响着整个国策，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或阻遏、或延缓、或推进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注释：
①黎庶昌．曾国藩年谱．146
②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127
③孟易醇．曾国藩传．198
④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岳麓书社，1985．15
责任编辑：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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