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的文风经过不断变革，是朝着简明、实用、通俗的方向发展的。公文属于应用文体，重在实用，言简理周，为大众所明了。这一要求是在曲折发展中逐步实现的。发端于夏商周，经春秋战国，至秦汉奠其基的中国古代公文写作，遵循“辞尚体要”的准则，以简明、朴实为文风的主流。尤其是司马迁《史记》问世后，其文辞精炼、条理清晰、说理周到、通俗易懂，这种具有文采的散文体式，对当时和后世的公文撰写带来了很大影响。汉武帝渲染其文治武功、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崇尚浮华、繁冗的文风。至东汉，这种文风更甚，并以一种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对仗和韵律的骈体代替散文体。南北朝时期骈体盛行，以至影响到以后各朝代。骈体偏重追求形式美，崇尚夸饰和用典，不重视思想内容，促成了一种浮夸艳丽的地主阶级文风。对这种不良文风，隋朝的两代皇帝——文帝和炀帝曾以行政手段，提出纠正，对内容空泛不实之华艳文风予以治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得到根本纠正。至唐初年，因唐太宗祟尚丽辞，用骈体写公文的梁齐遗风又盛行起来。一直到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等针对骈体文提出“文以明道”、“陈言务去”等主张，才使骈体的浮华之风有所收敛。到宋，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对形式主义的骈文又掀起了革新运动，提出了“事信言文”、“辞约而理精”等主张，对公文文风的改革起了积极作用。北宋以后，公文体向散文体转化，以至代替骈文成为公文的主体。尽管如此，繁冗的遗风仍未完全消除，加以明清时代在封建科举考试制度下产生的“八股文”的流毒，使不少官府的公文只注重形式，死板老套，空话连篇。
在近代，太平天国时期开了反封建公文中那套浮文巧言的先河。太平天国发布的多数公文，使用白话文，开门见山，直书不曲，使人一目了然。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不仅废除了封建文种和封建恶称，而且确定使用白话、标点，文风朝简明、实用、通俗的方面迈进了一步。“五四”运动时期，人们起来打倒老八股、老教条，推动了文风大大解放。国民党政府时期接二连三地进行的公文和公文工作的改革中，虽对革除公文中的形式主义、虚夸不实、云云抄录等提出过纠正，但因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没落，文风日渐繁琐、冗长、空泛、僵化，连语言也是半文半白的。只有在中国GCD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基础和政权性质的改变，由于毛泽东发动的对洋八股和党八股的不断批判，才有可能通过全面的公文改革。不断消除旧公文中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新文风，较好地实现了公文向简明、实用、通俗化的转变。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公文将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二）公文在变革中继承和发扬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
事物的变革不是否定一切。公文的变革也是这样，它一方面要抛弃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另一方面则要继承和发扬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纵观公文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公文文种、公文格式、公文管理制度、公文理论等方面，都可找到今人继承和发展前人成果的轨迹。在公文文种方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公文法规所规定的现代法定通用文种共19种。其中除公告、会议纪要等2个文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实践中创建的以外，有决议、决定、意见、指示、通报、公报、请示、批复、规定、办法等10个文种是从建国前中国GCD机关和革命根据地政府那里移植过来的，有通知、通告、报告、议案、条例等5个文种是从中华民国政府那里演进过来的，有命（令）、函等2个文种来源于古代。若追本溯源，不少文种的历史演变相当久远，且存在着实同名异的现象。比如“报告”，可溯源于古代，产生于民国。在古代，陈请性的上行文种，相当于报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沿用古代公文呈。国民党政府时期在杂文体中出现了“报告书”。1921年中国GCD成立后，党的机关和根据地的政权机关将报告作为上行文种使用，建国后沿用至今。但是，1956年前报告历来是陈请性文种，兼具陈述与请示两种功能。1956年后才将报告与请示分开，使报告不再具有请示问题的功能。这说明，继承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要发扬它有生命力的东西。
在公文管理制度方面，古代以至近代的一文一事制度、主管官员署签制度、公文用印制度、公文正副本制度、公文编号和登记制度、公文承办和催办制度、文书传送制度、文书档案保管制度和保密制度等。我们经过改革，至今仍沿袭下来。
在公文写作的技巧和理论方面，有许多好的传统仍值得今天研究和借鉴。古代就知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说不注意修辞，内政外交就推行不下去。我国历代不仅出了许多撰写公文的高手，而且还不断有人研究公文写作理论，其中南朝梁刘勰写的《文心雕龙》，是文章与公文理论研究最突出的代表。笔者统计，《文心雕龙》论述了20类，５３种文体，其中属公文体的有12类、41种。书中的许多论述至今对公文写作仍有借鉴意义。例如，作者主张平时要多积累，做好写作的准备；在草拟文稿前，要认真构思，设计好文章的整个主体；写作中要注意篇、章、句、字的有机配合，相得益彰；用字和语言要注意通俗化，避免怪异难懂；要注意反复删改，直到不能再删为止，力求达到简明恰当，通俗易懂。
刘勰以后，继续有人研究公文写作。如宋朝王安石著《尹师鲁河南作序》中提出“章奏疏议”的写作标准是“辞约而理精”；南宋陈骥在《文则》中提出“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清朝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应用文”这一文体概念，并将应用文分为上行、平行、下行及行文中的“七戒”，等等。这些对我们仍有启发、借鉴和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对历史上的旧公文传统不应采取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态度。而要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我们在剔除其糟粕的同时，也取其精华，这是建立和发展现代公文的重要源泉和规律。
（三）公文运行周期的有序律支配着公文的处理程式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普遍形式。公文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客观事物，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具有运动属性。任何公文都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在这个周期从始至终都处于运动状态之中。其运动周期的长短取决于行文目的与公文内容的要求；运行的范围，主要是在发文与收文之间进行。当一份公文的行文目的和内容要求实现或基本实现时，公文的运行周期也就结束了。如果下级要通过制发本级的文件来贯彻执行上级来文，则公文（发文）又开始了新一轮运行周期。我们通称的“公文处理”，其运行过程同公文的客观运动规律是一致的，它对公文运行起着组织和推进作用。在一份公文的完整生命周期中间，公文处理的运行过程，大致分为公文撰制、公文传递、公文办理、公文实施、办结公文处置等阶段；每个阶段又由若干有序的环节构成。从古代公文到现代公文的处理过程的环节有少与多之分、不完善与完善之别，但它们的共同属性，即公文处理程式的有序规律是不会改变的。这一规律表现为公文处理的各个环节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以至形成有序高效的“公文流”。比如，现代公文处理在继承过去好传统的基础上，根据现行公文法规的规定精神，它的发文过程依次包括以下程式：领导交办一酝酿准备一拟稿一修改一审核一签发一复核一缮印一用印一登记一分发；从收文的处理过程看，依次是：清点签收一拆封一登记一审核一拟办一批办一承办一注办一立卷归档。一般说来，这些环节既不能省掉，又不能错乱，否则就会给公文的运行带来混乱。
（四）公文的发展直接受“国家权力运动”的制约
纵观古今历史，大量使用公文的首推国家机关。所以，公文的发展必然要受国家发展规律的制约。恩格斯说过：“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且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⑩恩格斯这里讲的“政治运动”就是“国家权力的运动”。公文的运动是包括在国家权力运动之内的。国家权力运动由经济运动所决定，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运动。公文经国家机关制定后，作为一种权力工具，也像国家机关所起的作用一样，对经济运动产生影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公文中，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另一部分则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过促退作用。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布的那些反共反人民、制造内战、苛捐杂税、抽丁拉夫、丧权辱国等为内容的公文，也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在革命根据地政府和建国后人民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公文，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深得群众拥护，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当然，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个别公文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了不好的作用，但这不是主流，也不反映依附于人民政权的新公文的本质属性。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②应用文分为公务应用文和私务应用文。目前研究应用文历史分期的著作中，从其论述和举例看，主要是研究公务应用文（即公文）的分期问题。因此，这里将公务应用文与公文的分期放在一起来探讨。
③⑥四川省档案局编《公文管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4、24—25页。
④刘俐、李锐青主编《应用写作》，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⑤洪威雷、王颖主编《应用文写作学新论》，武汉大学大学社2001年版，第28-31页。
⑦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48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26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482页。
责任编辑：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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