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的幸福生活
2006年2月，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国有企业分红，分多少？分给谁？》，使人们更加关注央企利润分配，文中主要阐述了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分红政策。央企应向中央财政分红，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大规模留存利润为企业产业扩张提供了资金，但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无法像从金融部门获得融资那样受到严格的审核监督，很可能影响投资效率，这在一些央企将剩余资金投向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可见端倪；二是政府已经承担了企业的大部分重组成本，也就是说央企的包袱一直是由中央财政扛着，这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自1994年以来，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其中包括处于垄断行业拥有高额利润的央企，从未向财政部、国资委或者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门分红。央企与财政之间“有难同当，有福独享”的“幸福时光”已经受到各方的质疑。
央企的“幸福”不仅体现于对利润的“独吞”，更在于其风险与责任的严重不对称。央企的疯狂扩张就是典型的后果，因为扩张成功就可以获得更为强大的话语权，无论面对市场还是面对国资委；而失败的结果就是等待重组，获得“新生”。
在收益明显大于风险的条件下，扩张已经成为央企的“最优”选择，而正是这种缺乏自律的扬鞭疾驰的扩张，导致了一个又一个央企巨人的轰然倒下，华源集团、三九集团都是高举银行负债、占用旗下上市公司资金的“典范”。它们在“市场化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央企的特殊身份，“绑架”了多家当地的银行，一边债台高筑，一边肆意收购，直到债务危机的爆发，它们的虚弱才真正被曝光。然而这些集团的负责人不该忘记的是，央企资产的经营管理权是一种公权，公权则意味着责任，如果可以置责任于不顾，央企的资产就已经躺在悬崖边上了。而事实却是，这类央企也不在少数。
华源集团在经历了一番粗放式扩张后，合并财务报表的银行负债为251.14亿元，其中母公司为41.28亿元。同样，三九集团也是一个欠债大户，在疯狂扩张的过程中欠下了高达107亿元的债务，这与德隆等民企的毫无约束的负债扩张究竟又有什么区别？
然而银行的逼债并没有彻底“冻结”华源，也还是因为央企身份，在国资委进行了疏通之后，华源及其下属上市公司的股权得以安全解冻，并获得重组的机会。而三九集团债务危机于2003年9月总爆发后，最高院为支持其重组，对其给予了司法保护，即不受理银行对三九系的司法诉讼。由此可见，在任何时候——无论是借债时，还是在事发后，央企的身份都是它们最有效的保护伞，有了这个保护伞，很多问题都会得到“妥善”解决。
有了这样的“安全底线”，央企的扩张冲动非常强烈。有媒体报道，2006年以来，除了中国化工频频出手外，中铝等知名央企也都在跑马圈地。虽然它们的行动纷纷披上了“市场化”的外衣，但是从它们的收购对象和收购目的就能窥出一二。其收购对象是以各个地方的中小型国企为主，这些企业或者是经营不善，或者在原材料供应方面有求于控制着各类重要资源的央企。也就是说，收购并不是要求强强联合或者资源整合，与消灭竞争对手似乎更沾不上边，即这些收购的目的并不在于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规模的最大化。打着产业整合的旗号，借着“市场化”收购的东风，央企们都在向着“行业前三名”（去年年底，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公开表示，如果央企规模做不到行业前三名，就应该重组）的伟大目标，向着“不倒翁”的美好前景，不遗余力地扩张。这就是央企的本质。
这让人不禁想起德隆的遭遇。相比较而言，德隆远没有央企巨人们幸运。无论是操纵股价的庄家还是根系庞大的企业，无论是赌博于资本市场还是赌博于“产业整合”，德隆的童话在美好了数年后最终破灭。只是在其大厦将倾之际，唐万新在接受采访时抛出了一个隐含的观点：德隆是一个民企。显然，德隆绝非等闲之辈，否则不会如此长时间地呼风唤雨，面临不利的生存环境，德隆后期选择的战术也是“拼命做大”，以期大到不能倒，但是最终还是难逃宿命，然而令人吃惊的并不是它的倒下，而是它的结局——唐万新被捕，旗下产业“树倒猢狲散”，政府从小心呵护到严刑峻法，学者们从极力吹捧到严辞批判……
德隆和唐万新都为其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但是与其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的央企就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华源、三九集团的重组在国资委的安排下有条不紊的进行，资金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而这里，可能正是民企与官企的区别所在。
此外央企的责任缺失还表现在不顾风险、不考虑后果的纯粹投机。
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棉”），这家2003年3月方设立的中央企业，职责本是承担平抑棉价、稳定市场，促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功能。就在成立后的5个月后，中储棉利用行政性垄断许可，累计进口棉花达20多万吨，豪赌国内市场棉价上涨；结果投机失败，巨亏近10亿元。2005年1月11日，国内标准级棉花价格为11789元/吨。以这个市场化的价格来计算，中储棉的注册资本已亏得一干二净。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油”），因误判油价走势，于2004年11月20日产生了在石油衍生品业务投机上产生5.5亿美元的亏损。迫不得已，中航油于12月1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令。
中储棉总经理雷香菊将亏损的原因归咎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丝毫不提炒棉过程中的个人决策和无人监督。无独有偶，中航油总裁陈久霖也把责任归结为“外国陷阱”、“偶然失手”等因素，对自己的赌徒行为也只字不提。他们的共性在于，缺乏赌场上的灵性，却更擅长推卸责任。
最终，中航油和中储棉的亏损都由政府埋单。不同的是，中储棉的问责对象至今没有明确结论，而陈久霖则被推上了审判席。或许，陈也有不诉之苦，可能有人会友情提醒他：“对不起，这里是新加坡。”
责任编辑：c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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