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里／城外、旧城／新城、人居／人聚三个方面对城市特征的讨论，是一种以“人”为主体对城市地区性的解它表明了城市地区性的本质，是一种在历时性(时间)共时性(空间)维度上，人与环境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瑞尔夫(R．Relph)在关于场所的“内在性” (insideHess)和“外在性” (outsideness)的论述中，揭示了“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差异。“由外在的视角，你会像旅人一样站在远处观察这个城市；由内在的视角，你会像居民一样生活在该城市之中，被其包围并成为该场所—地区的一部分。”舒尔兹曾引用伯劳(O．F．Bollnow)的话来描述空间的“内侧”与“外侧”：“出发与返回，运动的这两种状态把空间分割成“内侧”和“外侧”这两个同心圆的领域。比外侧狭小的内侧，是住宅或故乡的领域，人们从这里进入更广阔的外侧领域，并再返回这里。”这里的“内侧”和“外侧”类似瑞尔夫所提到的场所“内在性”和“外在性”。
空间的内在性／外在性、或内侧/外侧，揭示了地区和场所认知和感受中“主体——人”的重要性——即“主体身份”的不同会带来认识上的差异。例如，一种“城里人想出去，而城外人则想进来”的《围城》现象。所以，城市地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关系。
“城里人”感受的是一种“内在的地区性”，或“地区共性”。这种同一性在瑞氏看来是重要的，它是一种存在的“根”或“家”的感觉。在城的边界以内，是一种安全感、稳定的生活和薪火相传的祖辈历史和生命延续；而在城外则是一种漂泊和不定，给人以无存身之所的恐惧感。但城里人也有苦恼，这就是“场所的苦闷” (the drudgery。fplace)——单调乏味和缺少新奇，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不愿终老于此，他们渴望走出城墙，去探索外面精彩的世界。
“城外人”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围城》式的，他们或是站在城外，近乡情怯的归来游子；或是远离家乡，但日夜“恋乡”[3]的漂泊浪客，家乡的“城”是它们永远想再进去的。另一种情形则是寻幽揽胜的游客，它们有自己的“家”和“围城”，不必为眼前这座城而牵肠挂肚，所以可以客观地品味它；由于站在城外，特别是由于游历了许多地方，见闻广博，可以通过对比而充分领略到“此城”不同于“彼城”的不平常处，即我们所说的“外在的地区性”或“地区特性”。
上述讨论，说明对于城市地区性——场所的认识，是因认识者的角色和参与程度不同而异的。 (当然，还有主体自身的其他影响因素，例如年龄——年轻人拥有离家漂泊和游历的需要和本钱，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会落叶归根的。)由此，笔者对“地区性二地区特性”这一命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地区性、特别是城市的地区性，首先是一种“内在的地区共性”，即同一性，然后才是一种“外在的地区特性”，两者是地区性的一体两面；地区性只有在更大的空间范畴中才能凸显其地区特性的一面，从而揭示出地区性具有空间的多层次性的特征。例如：对于从小生活在旧北京城并从未走出城外的“老北京人”而言，它们或许感受不出胡同和四合院有什么特别之处(即城市的地区特色)，更遑论感受巴黎城的特色了，但当他们走出北京城去欧洲游历时，北京城和巴黎城的各自特点便清晰地凸现出来。
“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差异说明城市地区性实践中“人”的作用和意义。在现实中，这个主体因素主要包括三类人，即：使用者、建筑师和业主。
使用者，就是城里人。他们天天感受到的是地区的内在同一性，它固然是一种凝聚力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力量，但时间长了难免“苦闷”。更何况，他们中大多数是没有出过城的，因此，认识不到家乡的特色(即外在的地区特性)，产生不了“恋乡”的情结(complex)。更何况正如艾柯(U．Eco)所言，“崇洋倾向”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表现在国人当前的心理，就是即使出不了国(围城)也要将外国的样式搬过来看看，所以就有了在“城”中，将本土／本城的历史建筑、文物拆除，去建造所谓“欧陆风格”建筑的举措。这一景象令人想起了清末的圆明园，当时的慈禧就是要将世界其他地方的建筑造在园中，以满足其作为世界中心的大帝国幻象。
当然，城里人中也不乏见过世面的人，他们曾经出过城门，在比较中认识到家乡——作为一个地区的特色和价值。所以，要认识到地区性的外在特色，就不能“囿于地方”，只有一种开放的地区观念，才能同时看到地区性“内在共性”和“外在特性”这钱币的“一体两面
建筑师不完全等同于城外人。他们既需要在城内，去深入了解居民的甘苦，又需要在城外，以保持冷静全面的视角。在人类学研究中，有“参与考察”的方法论之说，即费孝通所说的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完全融入了使用者的视角，往往便会“出不来”，会坠人到狭隘的地区主义或民族主义之中；而不深入到地区的现实生活中去，则“进不去”，便不能体会到地区的内在力量。所以，建筑师应该具有“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双重身份。他们既要满足使用者客观的内在需求，但也不是一味地加以屈从。换言之，建筑师是既要“人俗”，又不能“媚俗(kitsch)”。只有利用专业的敏锐性和洞察力对使用者进行分析和研究，才是“建筑为了人”这一人文精神的真正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和地区化正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关系，建筑师要保持的是“全球化的视角，地方性的行动”这一准则。
业主扮演何种角色，将视其自身的自觉性。作为开发商，当然要追求利润，但理想的业主是在赢利前提下或多或少地扮演城里人和城外人的角色，多从使用者和建筑师的视角看一看。政府官员与此类似，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使用者(有时也是业主)，其自身的品味和身份的确定，对于建成环境的最终结果影响重大。就业主和政府官员而言，最不理想的状况是将自己完全装扮成一个建筑师，去替代后者的角色，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形往往难以避免。
城里人与城外人的讨论表明，城固然重要，但城里城外的人更重要。正如在人文地理学家的眼中，《禹贡》“九州”虽然叙述的是河山布列，表达的却是人文大局一样，城市地区性从根本上仍然脱离不开对“人”的研究。“拼贴城市” (collage city)的观念强调了城市“历史”的重要性。C．罗厄(和F．寇特尔)引用了噶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的一段话来表明历史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人，一言以蔽之，是没有自然的，他所拥有的是……历史。换言之，自然是物，人是历史。猩猩与人的区别不在于理智的有无，而在于猩猩是没有记忆的。这种可怜的生物每天早晨所要面临的都是昨天生活的遗忘……割裂与过去的延续性，就是贬低人的价值和对猩猩的模仿。”拼贴城市认为城市是历史的沉淀物，每个历史时期都在城市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因此，拼贴城市观念反对以现代化为名，对城市进行大拆大建，其中包括反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创始人之一勒·柯布西耶所设想的现代化的乌托邦城市模式——“明日之城”。拼贴城市还倡导一种阅渎城市的“图底法” (hgure—ground method)，即将实体的建筑物作为图(黑色)，将虚体的城市空间(如道路、广场等)作为底(白色)来分析和认知城市的方法。根据这一方法，C．罗厄通过对比揭示了柯布西耶为巴黎规划的“明日之城”的单调和罗马这个拼贴式“历史城市”的丰富。
“类似城市” (analogical city)观念来源于容格的“集体无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和“原型”(Archetype而非Prototype)研究。罗西据此提出与集体无意识相似的“城市记忆”观念。在他看来，城市就是“集体记忆”的所在地，它交织着历史和个人的记忆。当记忆被某些城市片段所触发，过去的经历和历史就与个人的记忆和秘密一起呈现出来。个人的城市记忆虽然因人而异，但总体上具有血缘的相似性，因此不同的人意象中的城市就具有了本质上的“类似性”。
“类似城市”的理论不仅揭示了城市的历史和心理特征，而且提出了历史性表现的方法。正如罗西本人那张著名的“类似城市”绘画那样，类似性的时间因素就是将顺序的时间叠合，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对象(作为片段)运用“加法法则”并置在一起，从而获得“历时性” (历史性)的“共时性”表现。这种方法，正如P?艾森曼所评论的那样，受到了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
类似城市是一种尊重历史的城市理念，正如罗西曾引用法国地理学家的观念，认为“历史是城市之灵魂” (‘The soul Of the city’……reside in its history)。人居环境地区性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或本质就是长时段性，换言之，它不是一种瞬时或短期的现象，而是通过长时段的历史逐渐形成并显现出来。同样，城市的本质都是一种历史性的生长过程。因此，在历史性这一时间要素中，城市与地区性获得了契合。城市历史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历时性转化为共时性，就地区性而言，即城市的历史地区性是如何获得现实凸现的。我们认为，历史性通过两个方面获得现实凸显：即城市物质环境的延续和文化与心理的延续，前者可认为是城市的历史存在，后者则是城市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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