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谶纬之学则是其极端的发展。于此，人们又重新回到了迷信之中。在法天上，如班固《西都赋》描写西汉的宫苑时说：“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文选》卷一，李善注引《七略》：“王者师天地，体天而行。”）其建筑格式完全依乎天象地理。这虽然较多地摆脱了超越性的神的控制，但是人们对待自然之态度仍然还是以“敬”而法之，这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趋吉避凶的功利主义态度，建筑不是从审美的角度去建构，而是出于对某种神秘力量的尊重，以趋吉避凶为准则，这里面仍然存有着对天的神性的某种程度上的认可。而且，受秦汉间齐燕方士、道术之士以及长生不老等神仙思想的影响，迷信充斥着秦及两汉时代。秦始皇曾不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去海中求仙（《史记。秦始皇本纪》）并且按照有关蓬莱仙人的传说，“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秦记》）汉武帝有过之而无不及，笃信神仙长生之说，亦多次遣人入海中寻仙，并派专人守候海边以望蓬莱仙气。现实上做不得仙人，即从想象中寻求得满足，“武帝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风阙、神明、 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汉书。扬雄传》）建章宫未央殿“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汉书。郊祀志下》）在对仙境的仿造中实现了他们的成仙长生的理想。而且“取象于天”思想又使秦汉时期的池园苑囿等各种原始的园林规模至巨，展现秦汉时期的池园苑囿的物丰资富、气派宏大的风范。据《汉书》、《西京杂记》等述，上林园方圆三百里，北抵渭水，南依南山，苑中百兽游荡，奇花异树繁生，，内分三十六苑，有离宫七十所，在宫殿十二所，观三十五处，还有大水池十多处。昆明池其大最负盛名，池中有豫章台，东有牵牛，西立织女，俨然河汉形象，其中最大的宫殿建章宫，内有神明台，台上置仙人，仙人举盘以盛云表之露。其规模令后来者望尘莫及，其园建制充满着神仙的气息。这里是法天思想与神仙思想错杂之所。没有诗情，缺乏画意，了无韵味，直是一片山林园池建筑的简单堆砌、铺排。这完全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嫡出。正如李泽厚所说当时的自然只是“人力加工或幻想加工”的自然。人的精神包裹上了想象的套子，自然又返于附魅状态，园林建筑并非为赏心悦目而建，而完全成了夸示豪富、追逐物欲与图谋吉利的象征。
纯粹为审美而设计的园林，则需要人对于自然具有普遍的美感，更进一步地说，在于自然的脱“魅”。而自然的附魅不是因为自然本身存魅，而在于人的精神从对自然的“畏”与“敬”中超出，自然不再高于人类，成为人的朋友，从而具有悦人的情味。总之，自然的“祛魅”其核心是需要人的精神消解对自然的虚妄敬畏。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最具“祛魅”能力的就是道家的精神。老子深化了前人关于道的论述，将道性定于自然之上，从而看到了世界自然而然的本来面目，第一次提出了“自然”的观念，在中国古典时期，对消解人的精神的虚妄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冯友兰先生对老子的自然主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自然’是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是老子首先提出的。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意味着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意识和作为强加于自然界使之为自然界的属性。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这是第一次从理论上否定‘天人感应’的迷信。这种思想一直成了后来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用以反对唯心主义的目的论和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的有力武器。”（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七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279页）后来庄子及汉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等人继承了这一思想，但这种自然主义思想却一直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深入人心的力量。直到魏晋时代，何晏、王弼、嵇康诸人，崇无息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玄风皱起，老庄的自然主义及自由精神才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潮。它破解了支离破碎的令人生厌的繁琐儒学，扫荡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的虚妄与后来的由之产生的谶讳符命等荒诞的鬼气阴森的迷信怪论，把人从对天的“畏”、“敬”中解脱出来。大自然脱魅地以其本然的美的真颜展现于人的面前，自然具有了悦人的审美的意义，自然山水之美终于成了人的审美的对象。正如宗白华所言：“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39页）一时，对自然山水之美的欣赏之风大盛。袁嵩《宜都记》上说时人对自然美的鉴赏已达到了“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的程度。《晋书》卷92《顾长康本传》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孙绰）居于会稽，游山放水，十有余年“。”统（孙绰之兄）家于会稽，性好山水，……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晋书》卷56《孙绰传》）”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曾游东平，乐其风土。“（《晋书。阮籍传》）”王子敬（即王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世说新语。言语》）甚至于魏晋人以人对山水是否喜爱来做为评价他人的志趣是否高雅的标准，如孙绰就曾讥讽别人说：“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世说新语。赏誉篇》）时代审美趣味的变化促成了艺术的自觉，可以说中国古典艺术大都于此时代自觉。文学上出现了描写自然山水之美的抒情小赋、山水诗以及歌颂田园风光的田园诗；书法亦于此时自觉而成熟；山水画冲入了人物画之中开始独立，中国画开始摆脱写形与重彩的形式而出现了写意的迹象；中国园林艺术亦于此真正具有了以审美为目的的构制。正如彭一刚所认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可看做造园艺术的形成期。初步确立了再现自然山水的基本原则，逐步取消了狩猎、生产方面的内容，而把园林主要作为观赏艺术来对待。除皇家园林外，还出现了私家园林和寺庙园林。”（彭一刚《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3页）特别是东晋时期，私家园林繁生，造园成为一种时尚，从庾阐、谢安、王羲之、许询、孙绰、郗超、谢灵运等高门士宦，甚至是“性嗜酒，家贫不可常得”的陶渊明亦制有自己的东园。私家园林的出现使自然之美移到了私家庭院之中。这里园林是小的山水，得此亦可以得自然之美， 如“简文入华林园，顾左右曰：”会心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魏晋时期的园林众多说明了人们对自然之美的普遍觉悟，而其构制形成了自己的美的法则则标志着中国园林艺术的生成与自觉。王毅认为魏晋时期的园林形成了三个基本的造园法则：”1）以山水、植物等的自然形态为主导而构建园林景观体系“：”2）纡徐委曲的空间造型“：”诗歌、绘画等士人艺术与园林融合。“（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90-99页）综上所述， ”魏晋风度的旷逸，六朝流韵的潇洒，老庄哲理的玄妙，佛道教义的精微，再加诗文绘画清新的趣味，以及造园艺术实践的经验积累，使得这一代人们的审美心理结构萌发出茁壮新鲜的根芽。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观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飞跃。“（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111页）
中国古典园林成熟于魏晋，衰落于明清。随着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化的变革，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彻底地变化。西方的具有析解性的理性精神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随着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人心，传统的人与自然之间悦情的和谐关系一跃而变成了人对自然的征服。至此，自然变成了人的对象，彻底地失去了灵性而变成纯客观的死的存在，这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世界的祛魅”。与此相应，中国园林艺术的审美观念亦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古典的讲求“一转一深，一转一妙”（刘熙载《艺概。词概》）的“曲径通幽”式的追求意境的园林建制方式，为追求以理性的古罗马严格的几何构图和宏阔气派为原则的西方化风格所取代。横览我国许多的现代的城市园艺建筑，其审美趣味追求的就是西化的风格，多强调园林中的轴线（园林中联系主要景物的风景线），常以一条笔直的道路为主轴线，再以次轴线与主轴线相交。依轴线而布置喷泉、雕像、小广场、树木、花草、憩亭等建筑，使园林轴线成为总体布局的中心。追求一种整齐划一的一览无余的审美效果。讲求对称与几何形体，甚至于连树木也要做成各种几何拼图。这大概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将要出现的“一种新的自然美形态”吧，或者说只是其“一种”中的一种？
天保，指天之中心；保，指伞盖的中心部分。在中国天文观念中，帝星居于天之中心，即北极星，武王借天保表示其以天为则，实际上是借其义为政治中心，指定都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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