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的目标必须明确
当前我国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二是更新改造现有的老城市、老城区。因此，当前我国的城市建设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如何更多地吸纳已经进入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的农村人口，二是如何建设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城市。
我国的城市目标必须围绕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行，这个战略就是将被耽搁的城市化进程补回来。80年代和90年代整整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不同步，工业化领先于城市化。最近这个10年，必须在战略上加以调整，通过调整社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通过增加城市人口，增加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城市化运动，第一波城市化运动是沿海开埠带来的第一批半殖民地城市，象香港、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等，这些城市具备了现代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内地城市的现代化变化。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影响而中断了十几年，第二波城市化运动起始于1949年建国之后，这一波的城市建设主要是诞生了一批工业城市，如克拉玛依、大庆、十堰、攀枝花、石河子等。但由于这一时期的城乡户籍分割和计划经济资源配置，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展十分缓慢，城市化率仅仅提高了五六个百分点，由解放之初的8%增加到70年代末的16%左右。
我国的第三波城市化运动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这一波城市化浪潮由于受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影响，前20年间进展不大，只是冒出了深圳、北海等几个开发区式的新型城市。90年代后期，这一波城市化运动开始加速，估计这一波城市化浪潮将持续40年的时间，到2020年结束。届时，我国的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45%左右。
总起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还任重而道远，农民人口的基数还很大，要使目前的9亿农民进入工业化并不容易。但工业化的后果必然是缩小农业产出，从能量守衡定律来看，大量的工业产品将替代早先农产品的功能，农业生产规模将不断缩小，这是必然的趋势。
从工业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集中发展也是必然趋势。集中发展带来的是聚集效应，集中发展可以大大减少分散发展带来的空间成本。我国80年代兴起的乡镇企业之所以后来未成气候，主要是分散发展的结果。这一波工业化由于户籍分割和分散发展最终宣告失败。今天，我们必须汲取80年代的经验教训，握紧拳头集中发展，这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不仅工业企业要向工业带集中，人口也要向这些工业地带集中。
从最新的动向看，今天各地的工业园区很可能是未来新兴城市的雏形。但中国的城市发展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是继续扩大老城市的规模，二是依托新兴的工业园区建造新型综合型服务城市。但是，由于思路上的问题，许多城市发展的目标并不清楚。那些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老城市如何实现这场产业的调整和社会人口的调整，城市如何具备实现这些调整功能？都需要各地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二、当前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在当前的诸多问题中，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防止城市利益集团独享公共福利资源。象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仅集聚着巨额的国有资产，更集聚着大批的公共福利设施。生活在这样城市中的市民，不仅实际上拥有更多的国有资产，更拥有比其他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多得多的公共福利和服务设施。这些公共福利不仅表现在社会保障方面，更表现在教育、医疗、文化、通讯等设施方面，一句话，城市人比农村人有着更多的教育、医疗、旅游条件，大城市人比小城市人拥有更多的生活便利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拥有公共福利资源多的城市，都对外来人口实行了限制的政策，这种限制的本质是阻止外地人分享这个城市的公共福利资源。这就是一些城市实行“高门槛”政策的根本原因。但如果一个城市中公共福利资源很少，这个城市对流动人口就缺乏吸引力。许多流动人口之所以涌向大城市，关键是这些城市比其他城市有着多得多的就业机会和福利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实施统一的国民待遇，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身份歧视，公平公正地对待外来人口。我们的目标是实行整个国家内全体人民的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不是为了一小部分人畸形发展。因此，中国下一步城市化的根本任务减少对城市利益集团的保护，实施自由迁徙、公平竞争原则。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搞的政绩工程与人民群众的矛盾问题。当前我国兴起了一个新的口号：“经营城市”，我认为这个口号值得斟酌。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产生于政府官员需要的口号，是一个政府的概念，而非市场的概念。官员理财，理得是财政之财，而不是城市之财。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要有所划分，哪些领域是政府“经营”的范围，哪些领域是市场经营的范围，各地政府官员要搞清楚。要防止一些城市借经营城市的理念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政府要尽可能多地退出经济活动，政府财政应当主要来源于工商业和所得税税收，而不是来自于土地。许多城市之所以提出“经营城市”的概念，是因为看中了土地这块还未市场化的公共资源，特别是看中了周边农村农民的土地资源。之所以看中了土地资源，是因为在土地问题上，政府和开发商有大利润可赚。
但我要坦率指出，这些利润大多是通过对农村农民和城市市民的剥夺而廉价得来的！城市的土地和周围农村的土地是一块产权未明的资源，许多城市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正是趁当前我国土地产权未明的状态而大肆掠夺这块资源。由此产生出当前我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和失房市民以自焚方式进行抗争的现象。
三、政府的“经营城市”行为与拆迁投诉上访事件大幅增加有什么联系？ 据报道，8月24日，南京市长江路邓府巷拆迁现场发生重大惨祸，数名生活极度贫困但被逼搬出住宅的市民在邓府巷拆迁办里自焚，至少10人被送往医院抢救，其中8人可能不治身亡，可能还包括1名拆迁办工作人员。之所以发生此类悲惨事件，主要是南京市政府一味搞城市形象工程而导致的恶果。南京市的搬迁户以旧式老宅为主，居民住房面积普遍不大，并且以贫困户和五保户为多，很多人家都存在老人重病、孩子要上学、自己却又下岗的窘境，这种地块的居民多半是城市贫民。而此次拆迁政府给予的拆迁补偿安置费过少，普遍不足10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老住户搬出旧房就意味着要露宿街头，因此，在南京市玄武区政府死命令之下，点火自焚的事情是不可避免发生的。
最近一个多月里，至少有三起自焚事件与征地和房屋拆迁有关。9月15号，一位名叫朱正亮的安徽农民因为对当地的拆迁工作不满，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抗议政府拆毁他在安徽省的住房，被烧成轻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9月25号，一位35岁的王先生在北京郊区自焚，为了抗议有关部门拆毁他的住房，拆迁是为新的建设项目腾地。自焚者的姐姐说，拆迁部门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补偿，我们老少三代五口人，发给的搬迁费不够买楼房的。
这些因为房屋被拆迁而导致人员伤亡的悲剧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现像。根据统计，从去年一月到七月，全国因为房屋拆除引发的三级以上的事故共有五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与拆迁有关的投诉也越来越多。今年前八个月，信访局就收到了11641封有关拆迁问题的投诉信件，比去年同期增加50%，上访人数为5360人，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一半。
我所居住的北京市回龙观文化居住区，9月以来小区居民已经游行、上访数次，为的是抗议开发商天鸿公司违反合同，侵占绿地，欺诈业主。请看照片：工地边上的横幅标语、愤怒的人群。最近，居民们见事情毫无结果，正酝酿着发动上千人去北京市政府进行集体上访。
这些事件都集中反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即政府政绩和房地产开发商赢利之间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尖锐矛盾。一边是政府要政绩，要城市形象，一边是开发商要发财，一边是老百姓要维持基本生存。在这种矛盾中，我们的政府官员要以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千万不能与开发商相互勾结，侵害平民百姓的利益。
在这里，城市的官员们要端正一个观念，即我们建造的城市主要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不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的，城市建设的成本要低，不能起点太高，拒人于千里之外。一个城市里可以开发小片适合富人和权贵居住的高级住宅区，但大部分城区必须是低价格的消费居住区。如果一些城市特别是一些新开发的新城一上来就起点太高，极有可能出现房卖不出去也无人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要防止城市建设部门的官员与开发商联手谋取私利，要防止官商勾结大发不义之财。四川成都西部的邛崃市推出了由一家私营企业承包开发一座新城市的创新项目，这家企业最后将以BOT方式将城市卖出。这种模式还有待于探索，在这里，重要的是政府与企业一定要划清界限，既要使开发商合理地获得开发利益，又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和城市建设。
四、各地政府要正确处理好拆迁矛盾 就在我整理这篇发言内容时，上海一家房地产网站上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9月30日凌晨，被上海警方在北京抓捕的85名上访上海市民，被近百名警察用四辆大型警用巴士，途经上千公里用了20个小时的时间一直押解到上海，分别关入上海蒙自路430号的原上海收容遣送站、上海青浦政法休养所。上海警方告诉这些被关押的民众，他们将在上述两个地点关押15天，期间要给他们办改造思想的“学习班”。
唐少平、沈永梅、萧又青、陈军等85名上访民众，被上海警察从熟睡的被窝中抓起，警察没有对他们出示任何法律手续。但他们都遭到了非法搜身和收缴手机等私人财物，并且遭到审讯逼迫交代上访的策划人、向国际媒体联系和通报的人等情况。
被关押的民众由于不服警方的违法压制，已有一些人开始绝食抗议，有的人表示自己也象那些悲愤的自焚者一样不想活了，目前事态会如何恶化难以预测。另外，这些被关押者的亲属200多人，在得知自己的亲属遭到如此侵害后，于10月1日上午前往上海市府强烈抗议，但是抗议者中的一些人也遭到了抓捕，到晚上有部分人被放回家。
上海有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强制拆迁中其财产权利、人身权利遭到严重侵犯，甚至有多起伤害致死或悲愤自杀的案例。上海被拆迁户被迫不停地申诉上访，并且得到专门帮助被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郑恩宠无私的法律服务，也曾经成功地将“上海首富”周正毅告上法庭，并导致中央拘捕调查周正毅的非法掠财行径。但是房屋拆迁的恶性侵权掠财并没有得到制止改正，反而是郑恩宠律师被无端逮捕起诉，被拆迁户依然是无家可归投诉无门。
这次80多人集体进京上访，是上海市民无奈的表现，是中国城市居民私有财产受到严重侵害的表现。这类事件的发生，已经足够引起中央政府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重视了。如何维护私人财产，如何给予合理的补偿而不是剥夺？各城市的管理者要有清醒的认识。象解放之初廉价剥夺公民私有财产的时代已经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时代已经过去。特别是今天受剥夺的已经不是地主资本家，而是穷困的平民百姓，对待这样的群体如果还不能公平对待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就已不是GCD执政的政府，就成了资本家的政府，为虎作伥的政府了。
责任编辑：xiaohan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