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城市化和倾向于沿海地区的经济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工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集聚趋势，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成为了工业集聚地。在经济进一步集聚的过程中，中国未来的区域经济格局将是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三大地带形成三个大的经济中心和辐射全国的都市圈，其中，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已经率先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和具有世界影响的制造业基地，占据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省也实力雄厚，在全国居于工业份额的首位。在三大都市圈之外，中国将在武汉、重庆、西安等地形成若干个区域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以形成一个有梯度的区域发展格局。如果几十年后的中国可以在三大经济带集聚超过一半的人口，并且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那么，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人地矛盾将大大得到缓解。
与此同时，有两种力量仍然在阻碍着工业集聚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水平，其中一种力量是地方政府的分割市场行为，另一种力量是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限制。作为市场不够整合和劳动力流动受限制的结果，中国的工业集聚仍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被人为地压低，城市的规模偏小，城市之间的规模差异不够大，中国经济增长因此而受损。中国必须认识到，工业的集聚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如果试图在经济集聚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的条件下，简单地通过经济的分散化发展来追求区域平衡，将使得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失去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和竞争力的来源。
工业集聚在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成了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协调城乡和区域间发展的重要性，并已经开始将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转向相对落后的内地和农村地区。但是，从效果上来看，还没有证据显示出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够起到推动较落后地区经济更快增长的作用。这也许是因为市场力量超过了政府的财政转移所能起到的平衡发展的作用，也可能是因为财政转移起到的仅是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并没有有效地用于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地区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在持续地扩大。如何在经济继续发挥集聚效应的同时，协调区域间和城乡间的发展，的确是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那么，经济的集聚和地区间差距真的是一对不可协调的矛盾吗？我们的回答是“不”！首先，我们不否认经济集聚的确会带来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当沿海地区进一步发挥集聚效应的时候。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集聚效应并不是无止境的，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将出现抵消集聚效应的“拥挤效应”，包括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上升等，最后，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城市规模将达到某个最优的水平。第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相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最终这对于缩小地区和城乡间收入差距也有积极作用。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美国、智利和巴基斯坦，地区间的收入收敛都是因为更充分的要素流动性，而不是地区的特殊政策。在美国和法国这些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地区间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后来，地区间的差距出现了持续的缩小趋势。事实上，只有要素流动和持续地发展才能最终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从全球范围来看，越富的国家地区间的差距越小。第三，如果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是相伴随的，那么，在经济集聚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生活质量的差异就将远远小于经济发展的差异，在人口可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偏好的人就可以选择适宜自己居住的地区。通俗地来说，要高收入的，就需要牺牲点其他方面的生活质量，要生活质量的，就需要牺牲点收入。第四，中国只有通过集聚才能持续发展，最终才能有更多的财政收入来进行区域间的转移支付，特别是在区域间实施公共服务适度均等化的政策。相反，如果放弃集聚，就会降低“蛋糕”做大的速度，就会使大家受损，政府也将缺乏财力在实施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
当然，出于公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也必须通过转移支付来防止地区间的差距过大。但是，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不能过于依赖财政转移支付，转移支付也不应简单地用于补贴收入，区域和城乡间的平衡发展并不一定要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如果中国政府不希望在控制城乡和区域间收入差距时牺牲了增长，那么，就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的调整。来源：www.examda.com
（1）从发挥规模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的角度来说，中国政府应该打破市场的分割，改革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提高城市化和经济集聚的水平，特别是应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推动城市人口规模的适度扩张。
（2）促进城乡间和区域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要缩小地区间公务员的工资差距和公共服务人员（比较中小学老师）的工资差距，而不要简单地进行转移支付，片面强调硬件的均等化，更不要将转移支付用于对内地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直接的生产性投资。
（3）在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更应该注重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加强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为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未来经济活动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聚创造条件。
（4）中国应该把平衡发展的政策重点调整为整合城乡二元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内地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政策将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
在区域间协调发展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来说，中央政府的作用至少应体现在以下方面：
（1）维持国内的统一大市场。在当今世界，保持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一方面，统一的市场有利于中国发挥经济发展的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依赖于统一的大市场来发挥一个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特别是发展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比如大型民用飞机和卫星地理定位系统。为此，中国应通过立法在保证地方政府不能采取分割商品市场的做法。
（2）推动跨省的区域合作。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统一市场的建立首先将从局部展开。目前，中国首先需要推动的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三大经济圈的区域内合作。区域内合作除了遇到各地政府的分割市场政策的阻碍以外，一个现实的障碍将来自于区域间社会保障体系不对接而引起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如果能在长三角这样的地区率先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区域间一体化，将打破区域间的市场分割，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又可能在短期内扩大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因此，中央应考虑建立有利于区域内统一市场的利益平衡和协商机制。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来看，这一推动工作都只能在超越地方政府权力的层面来做。
（3）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弱化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更多地依赖民间力量来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可否认，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确曾经借助于政府的推动力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今天的中国只有通过弱化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力量才能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首先，必须通过弱化地方政府的力量才能为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创造条件。中央政府现在试图通过干部的异地交流来带动较落后地区的发展，防止地方力量过强，但是，其代价是使得地方官员的任期只有短短几年，这样，如果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不削弱，地方政府就始终只追求短期的目标，而忽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当代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需求已经不象过去那样强了。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重要性越来越小。中国的私人部门越来越强大，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也基本建立，已经能够取代政府来进行一些重大投资项目。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的信息日益复杂，政府在处理复杂市场信息时的劣势越来越明显。
（4）推进基于物业税的地方公共服务的适度均等化。在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中，有些属于本地化的公共服务，其中最为有代表性的就是基础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和各国实践表明，在地方公共服务的融资机制中，最有效的机制就是基于物业税，这一税种能够将服务的付费与服务的消费直接对应起来，也应在中国得到推广。中国未来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应是在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化的同时，实现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的适度均等化。而公共服务的地区间适度均等化方式应该不只是通过直接的硬件投入，而应该对公务员工资和提供基础教育的教师收入进行适度均等化。而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在推行物业税的时候适当保留中央的分成，用于公务员和教师收入的区域间均等化。未来的中国，虽然可以将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建立在地方分权的财政体系基础之上，但同时也需要中央政府更多地在中央层面考虑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央财政应更多地用于区域间公共服务的适度均等化。
责任编辑：xia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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