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以来，英国的社会工作处于最混乱的发展阶段。面对着日益增多的贫困群体和日益紧缩的资源，社会工作受到各种批评。从实际工作到方法手段；没有哪一个福利国家的社会工作从国家内部遭遇过这种敌意与指责。本文描述英国社会工作者面对的困难。分析为什么在遭受了中央政府和其他部门的广泛批评后，社会工作专业仍然存在的原因，并提示这些趋势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未来发展将带来的影响。
一、杜会与历史背景
虽然英国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列，但是5500万人口的经济状况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都市里，只有不到2％的人口工作在农业、渔业与森林业。尽管公共社会服务的网络得到不断发展；但许多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如社会阶层，性别和种族等歧视仍被异常地保留并存在于20世纪。这种种不公平现象尤其在一些大都市和工业中心表现明显。在这里有相当多的人口处于长期贫穷和与之相连的痛苦之中。这种状况使这个国家的地区分布带上了非常明显的政治和经济特征。
这个国家的地区特点被广泛地描述为北南差别。老工业区的贫穷与衰落（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与苏格兰北部）与伦敦和南英格兰的繁荣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些地方，建立在高新技术工业和金融服务之上的微观经济茁壮成长。这些地区差别对社会工作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内陆城市，失业率高达55％，住房与环境设施陈旧，各种形式的犯罪与骚扰（尤其是对黑人）特别经常。工作在这些地区的社会工作者与工作在繁荣和较为安全的市郊地区的社会工作者面对着非常不同的处境。
这种地域差别清楚地反映在过去50年的选举模式中。保守党的主要力量在英格兰南部。除伦敦外，在1987年这个地区的全民选举中，工党在国会中没有获得一个席位。但是工党在老工业区的心脏地带的势力非常强劲，如北英格兰、南威尔士及苏格兰。对社会工作者重要的是，工党在许多大城市是主要的政治势力以及在财政紧缩的情况下仍然准备支持保留社会服务这个事实。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服务出现在二战以后。在1945年－1975年间得到迅速扩大（虽然是不均衡地）。发展的高峰期是1970年（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法）的出台。这部法令规定，要在地方政府中构建各种社会服务机构。从那以后，为个人社会服务的公共支出增长了400％。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以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认为社会服务是为针对社会中的贫苦及边缘群体提供的机构服务。
在英国2．5万人的社会工作者中，有很大比例（超过90％）人员被雇用在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其余的绝大部分被志愿者组织所聘用，只有极少数人从事私营社会工作。社会服务部门是英国地方政府系统中的一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税收共同支持建立。他们提供了范围很广的服务和物质，包括住房、教育、休闲服务和图书服务以及个人社会服务。虽然由于地方当局政治领袖的原因，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有重大差异。但绝大多数由这些部门提供的服务仍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法律调控。因此，在公共机构中的社会工作实践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一致。
英国公共社会工作是一种充满生气的活动。他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并且将会继续变化。自从20世纪早期社会工作服务部门创立以来，很多社会工作者被一些特定区域的地方当局作为专家小组成员被雇用。在这些专家工作小组中，他们承担了复杂的个案工作。从老年人到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近来，许多部门将他们的社会工作专家小组重新组合，与一些特殊群体打交道，向儿童、老年人以及广泛流行的心理、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务。这些部门还聘请了一些住宅区工作者在一些机构里照顾老人与儿童。随着社会工作者薪水的提高和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对社区照顾的日益重视，住宅社会工作的影响将会日益增强。
到70年代中期，一系列方法，包括团体与社区工作，在社会服务部门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作为随后一段时期的财政紧缩与重构的结果，很多社会工作者现在主要从事一些突发性的个体工作。今天，社会工作干预主要集中在一些焦点问题和短期服务，很少有时间从事顾问或长时间的个案工作。因此，社会工作者实践倾向被动反应而不是主动预防。但是，聘用在感化机构（犯罪审判系统的一部分）和其他自愿组织的社会工作者有更多机会运用广泛的社会工作方法。
社会服务部门的创立，给英国社会工作者构建了一种专业性的服务工作结构。合格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很快得到提升，进入管理与行政部门。工资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在专业性的中等阶层中能够与学校教师处于相当水平，可能要比医生低得多。作为一种中等层次的职业，社会工作的专业组织力量——英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是软弱的。只有少数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工作者协会的成员，很多人加人了白领职业工会。虽然成员不多，但英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作为一种职业（专业）的代言人，受到了政府与媒体的广泛咨询，发挥了比他的规模大得多的影响。这个协会出版了一种社会工作杂志周刊——（今日社会工作），刊登了一些关于实践问题与国家发展方面的文章。两种杂志主要通过刊登社会工作方面的广告收人来维持。
二、英国社会工作教育
1970年以来，英国社会工作教育一直由政府财政支持的“社会工作教育训练中央委员会”（CCEThW）负责管理。多年来，这个组织批准了两种专业资格证书：社会服务证书（CSS）和社会工作资格证书（CQSW）。到20世纪80年代末，被社会服务部门雇用的社会工作者超过85％的人都取得了专业（职业）资格。现在，没有取得职业（专业）资格的社会工作者实际上不可能找到工作。这两种资格证书反映了住宅区社会工作与田野社会工作的区别。社会服务证书是为从事日间照顾与住宅区照顾的社会工作者设计的，社会工作资格证书基本是为社会服务部门从事实践活动的社会工作者设计的。
这些事实使不同的资格身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社会工作资格证书（CQSW）训练课程由能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大学与综合性技术院校），而社会服务证书（CS）训练课程则由继续教育学院提供。这种学院地位较低，并且不能授予学位。
两种资格证书有着类似的社会工作模式，并且被期望覆盖所有社会工作方法、对象群体和工作机构。两种课程，将近一半的时间要花在管理实践。实际工作中，这些课程还被充分扩展，许多学院都能提供较宽范围的资格课程。这两种资格证书在1995年被一种统一的国家职业（专业）资格证书所取代。这就是社会工作文凭（DPSW）。尽管“社会工作教育训练中央委员会”（CCEThW）做了积极的努力，试图劝说政府引进三年大学水平的训练课程，但是新文凭仍被一直限定在两年的学习时间。但是这种革新使人们认识到朝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实行新文凭后，学生们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需要特别强调的领域。也许最大的变化是大学和学院再也不需要确定训练课程计划，但需要去和社会机构共同商定教育内容。根据CCEThW的新规定，文凭课程只能由社会工作机构与学院共同提供。尽管有职业方面的种种压力，社会工作专业仍然继续存在并有很多学生。如果联系到英国社会工作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的话，这种状况也许会让人吃惊。
三、保守党对社会工作的批评
英国社会工作受到了新上台的“新右派”和80年代撒切尔夫人政府的主要挑战。对社会工作的攻击是对福利制度广泛批评的一部分。对公共卫生、收人平衡、就业教育以及公共住房的重新组合构建的影响到处可见。这个过程从80年代末开始，在90年代一直得到延续。这不是社会服务日益改进完善的过程，从实质上说，而是国家的一种重新组合以及他与数量日益增加的贫穷人口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些人已被推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边缘。福利国家的这种改造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征战、嘲弄以及否定以前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盛行的民主概念。十年间，政府导演了一场意识形态战役：高度称赞市场的作用和个体的主动性、积极性，贬低任何国家管理企业的作用。对于社会福利服务来说，虽然不是一件特别费力的事情，但英国对贫穷人口问题及其日益增长的需要和面对着的压力的不适当的、不负责任的并且经常是不预测的解决办法，却导致了作为福利国家的失败。第一届撒切尔夫人政府“把国家背在我们背上”的集体呐喊，是对敏感的福利制度的沉重打击和对新右派的致敬。但是仍然没有创造出一种高效能的福利制度，国家社会服务自身遭到了不少破坏。
对于许多“新右派”来说，政府提供的社会工作出现问题的直接错误与社会福利制度密切相关。社会工作实践已遭到了撒切尔夫人的嘲弄。在高度夸张下，新右派认为社会工作者是左翼并反对资本主义。因为社会工作者日益膨胀的福利要求，并且反对政府削减服务与资源的计划，被认为是保守党意识形态的对手。至于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被批评为创造了依赖被认为对一些不应该得到服务的对象太宽大仁慈。这是因为人类服务专业人员，如社会工作者，后来成为80年代初期政府部长的保守党的评论家RhodesBoyson宣称，大不列颠已经变成了一个“没人挂念、没人节约、没有烦忧的社会。当国家耗尽了他的所有精力，为什么还要从奋发向上的、成功有为的以及生机勃勃的人那里拿钱给懒惰者、失败者以及无所事事者们呢”？为证明他们坚持的个人与家庭的职责是首要的职责的信念，“新右派”不得不在理论上切断个人困难与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对抗从社会民主中孕育出来的社会工作职业（专业）传统，这种社会民主传统总是争辩：社会工作对象的问题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方式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相联系。虽然很少走极端，但因为社会工作保留了一些个体性的病理学概念（如黑人社会工作对象和民族主义模式），社会工作对于社会不幸的理解从不断增长的女权主义运动和激进社会科学研究资料中得到加强，同时，也鼓励了一种社会工作实践。在这里，社会工作者准备支持、维护他们的工作对象，不是作为他们自己不适的受害者，而是作为一个受压迫的社会群体而存在。在实践中，他们需要社会工作者为其工作对象呼吁，准备迫使国家机构提供良好的服务和更多的资源。在许多场合，社会工作者都准备接受国家机构的操纵，如社会保障办公室，将其收人增加到最大限度。
“新右派”激烈反对这些理论。他们以为，这些想法已加重了贫穷人群和脆弱群体的灾难。这就是说，对于这些贫困群体和脆弱群体来说，生活太容易了。他们由于受到社会工作者的保护，以至于不能充分地体验到、感受到自己行为和不遵守规矩的完全后果。“新右派”争辩说，真正需要的是回到19世纪，去认识贫困与劳动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就像Glider指出的，“对于贫穷人来说，要取得成功，最需要的就是贫穷的刺激”。“新右派”对贫穷的这种态度已经被转化成一种社会政策。即创立了一种被削减的受控制的国家福利系统。虽然“新右派”不允许人们因饥饿或冻馁而死，但一旦超越这种情况，必然会遭到那些捍卫公共利益的人们的正义拷问。
这些思想观念，在英国，在不断增长的需要和贫困的背景下正陆续地完成和实现。就像Becker、Macpe。on和Falkingh。指出，在英国，贫穷人口的数量从1979年－1987年期间以53％的速度增长着。处于贫困中的人口超过1000万，接近贫困或处于贫困边缘的人数接近1900万。最低纲领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的社会政策与日益增长的长期贫困的混合使英国的社会工作陷人混乱中。
“新右派”的批评在无数的旨在减弱国家支持的社会工作服务和暗中伤害其专业（职业）地位的政策和项目中得到了体现。这些政策与项目在下面要陆续讨论。
四、社会工作与新阁媒介
社会工作受到新右派挑战的一个途径是通过新闻媒介。实际上，要认识英国社会工作面临的问题，必须认清社会工作者已成为新右派攻击对象这个背景。作为一种依赖人与人之间关系远胜于其产品和服务的职业（专业），对社会工作的贬低就意味着对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贬低。在过去的12年，对社会工作的攻击已从对专业（职业）的攻击转到了对人的攻击。社会工作一直被作为“60年代的一代”来刻画。根据撒切尔的说法，“60年代的一代”就是迷恋“时髦理论”和貌似进步的言语。在这里，受纪律的自我克制等古老的品质被全面否定（evitas，1986）。社会工作者不但没有作为负责任的模范市民角色来宣传，反而被定型为“藐视法律权威、攻击冒险事业以及反对家庭”的老年“嬉皮士”。
从20世纪70年代始，社会工作经常被媒体曝光并侮辱，尤其是与儿童虐待联系在一起。由于被认为没能采取恰当措施保护孩子和有效干涉对儿童的性虐待，社会工作者被媒介进行轮番交替地责骂。
传播媒介对社会工作的攻击范围一直让人吃惊。就像Franklin所说，他表示英国的新闻媒介大多数是保守的，并且激烈地反对公共领域。同样，他也反映出新闻界对社会工作者所特别具有的敌意——社会工作者被作为错误的福利国家的缩影。就Franklin解释的，社会工作者扮演着福利系统软弱的、帮人做坏事的角色。由于他们的豪爽和幼稚，容易被一些异端分子和无赖所操纵。不仅如此，他们还被新闻界一直作为暴徒角色对待。新闻界在对儿童性虐待调查中对社会工作者的批评经常超越儿童虐待的特定领域，涉及到了社会工作的角色和目标定位本身。这种偏见在“克勒尔兰得事件”的狂热中得到确证。在1987年夏天，当英国北部克勒尔兰得地区有350多个儿童被怀疑受过性虐待事件被媒体曝光时，当地社会服务部门已经在6个月之前采取了保护措施。这事件在社会引起了骚动。一些受政府当局暗中支持的通俗报刊说，虽然性虐待可能会令人遗憾地存在，但总体上被社会工作者和一些医生给盲目夸大了。《每日电讯》则指责，社会工作者是吸取自由道德论式的社会学理论的歇斯底里的、恶毒的、不成熟的一代，是对权威的滥用狂。
就像Cmpbel在1988年对克勒尔兰得事件所做的颇有价值的研究中披露的，对社会工作者的攻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非难他们非常接近用女权主义理论视角来看待儿童性虐待问题。女权主义理论又与揭露家庭中的男性权力滥用密切相关。就像她指出的，社会工作发现自己已受到与其说是专业性的攻击还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围攻。儿童性虐待，对那些反对治疗诊断的人来讲，已不再属于绞刑和鞭打之类的一般性的通俗政治课题，而属于家庭中专制与权力滥用的热门政治话题。对处理儿童性虐待的社会工作方法的批评同样在刑事犯罪案件中表现出来。在这里，辩护律师试图表明社会工作者受到了女权主义理论的强大影响。一些社会工作者披露，在法庭上，不仅职业（专业）活动和观点而且私人生活和政治信仰都受到了辩护律师的质问。对社会工作者私人生活方式和政治倾向的盘问反映了一种企图：保守党批评家试图贬低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的权威。许多社会工作实践，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受到了从社会科学借鉴过来的可信的理论的改造和影响。这些理论提供了把个体问题与宽广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联系起来考虑的视角，并使我们在近十多年来，更多地注意种族主义、性解放对许多黑人和妇女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低估社会工作者个性特点的企图支持了那种认为社会工作并不比私人意见具有更大价值的做法。这种态度使人们更加容易忽视社会工作者的意见，更容易绕开一些关于英国社会实际情况的重要争论。
五、社会工作和家庭
在1987年，撒切尔指出，“社会中什么也没有，只存在独立的男人和女人”。对撒切尔和她的支持者来说，由于福利国家和社会工作者削弱父母权威和家庭传统活动的侵害，家庭被人们严重地低估、忽视了。要恢复经济繁荣，必须重建传统家庭。
女权主义运动导致的父亲权威的颠覆，被认为是家庭被削弱和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急速上升的基本原因。重建父亲天然地位的重要性，1987年“新右派”新闻记者PallJOhnson给予了很好的表述。他说，保守党要把父亲重新推到家庭餐桌的领导者的位置。父亲承担养育家庭义务，同时也应该为子女的行为负责。多年的女权主义运动和一些有害的立法如（平等机会法）已经严重地削弱了父亲在家庭中的无可争辩的地位。
六、在儿童虐待领域
社会工作者不仅注意当代家庭生活问题，而且明确无误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男人对权力与权威的滥用上。这样他们对政府提倡的把责任从国家转向家庭的福利战略成为控制和守纪律的代表，而不是苦难帮助者的角色。Jodan（1988）指出，社会工作者表现出了更多的不满倾向，并正在用强制手段对待他们的工作对象。这种情况特别清晰地表现在儿童照顾领域。其他的证据也同样表明，在社会工作者当中比以前具有了更多的惩罚性意识。在他们和工作对象之间存在更多的社会距离和对反对合作与分享的更多强调。他同时导致了社会工作自由和人道之维被系统地剥夺的过程，遗留下来的是那些权威的和控制的层面，尽管这个层面一直是英国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黑人对象来说，社会工作一直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当社会工作越来越成为严格控制的、惩罚性的福利国家的代言人时，这副面孔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越来越让人憎恨。
七、法律与秩序
社会工作向强制性方向倾斜的趋势同样在近来英国关于法律与秩序的争论中变得日益明确。自1969年（儿童和青年人条例）通过以来，有影响的群体如警察和法官就一直反对由条冽给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服务机构在照护违法青年方面所确立的重要地位。早在1976年，约克郡的副警察局长就抱怨：“社会工作者和感化官员已经成为执法的伴脚石，这些人的杰作就是把一些犯法的年轻人从法庭上弄走。我讨厌那些所谓的特殊人物的影响，他们对那些从来没做过好事的丑恶分子总是通过一些柔弱、感伤、娘娘腔的模棱两可的办法进行引导。”这些想法在许多“新右派”记者中产生回应，如PeregrineWorthome。只有优秀分子才愿接受警察的棍棒而不是社会的同情作为1969年（儿童和青年人条例）的倒退，1982年和1988年颁布的《犯罪公正条例》将社会工作机构拥有的很大毗权力转移给了法院和警察。立法把社会工作拥有的通过法庭指令一个机构对年青人进行院舍照顾的自主权给取消了。同一立法还引进了新的非监禁管制办法。如对年青犯人实行宵禁，由社会工作者和指定的感化官员进行管理。不仅如此，立法还将司法官拥有的对孩子的犯罪行为进行裁判的机会扩大到了一些被认为是好的家长。后面的条款还可以看作是保守党政府为强化父母职责的策略的又一体现。就像政府的白皮书（年轻犯人）（1980）指出的，“法律的进一步纯化与扩展，会鼓励法院断定父母有义务负责任地对待他们的孩子，并在权力范围之内采取措施预防他们的犯罪行为”。
理论上说，这些措施同样对社会工作的自主地位构成挑战和贬斥。与撒切尔回复冒险事业伦理相一致，犯罪的原因被归结于个体和家庭，而不是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如JOhnPa－ten，一位内阁部长所指出的，“我对人们为什么会犯罪的分析越来越厌恶，5年前我们就被告知，是由于托利党执政，由于失业，现在仍然是由托利党执政，由于他的影响导致了犯罪。所有这些事情都荒唐可笑。最终说来，人犯罪是由于他们的本性是坏的”。
诸如此类的情绪化语言在1981年－1985年的内陆城市的骚乱中到处都可听到。这些由政府和他的支持者保守党们发出的声音是社会上道德败坏和犯罪日益增加的表症。在这些社区中关于失业、贫穷和日益恶化的住房条件、种族主义以及警察暴行的破坏性的种种争论都一律被政府予以拒绝，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就是支持和赋予警察作为进行不断地控制的工具以合法地位。这种强硬措施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相对温和的反应形式形成强烈对比。当时为缓和城里的紧张气氛，政府实行了一揽子的改善城市设施建设和社区服务项目。
对社会剥夺导致暴乱的原因的分析，成为近期保守党政府解决社会弊病时经常探讨的主题。父母履行职责的不适当一直被认为是青年人犯罪的原因。成年人犯罪则被归结为罪犯个体的不负责任。工薪阶层和黑人群体的困难的生存处境的原因被转嫁给他们自身不适当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年轻人的失业被认为是由于福利国家自身的结果。用撒切尔的话来说，“对年轻人来讲，在16岁时，一从学校出来就直接进人社会保障是太容易了，他们喜欢这样，他们有一大笔钱，过着一种不会有任何机会进行学习的生活方式”。
八、回应挑战
与一些愿望相反，社会工作在撒切尔主义的攻击下仍然生存下来。直到今天，与从前相比，有更多的人被聘为社会工作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工作繁荣起来。但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挑战，社会工作能够作为一种职业（专业）生存下来吗？
遗憾的是，直至今日，社会工作者仍然存在一些有组织的反对声音。社会工作者似乎没有能力回应福利国家的权威正趋向消失的趋势。专业（职业）不但处于守势，力量虚弱而且士气低落。不幸的是，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却常被大量的繁重的工作任务所压倒，从而压制了他们的反抗力量。正如一位高级社会工作者指出的，“工作没完没了，你必须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许多领域里的事情等待你去处理，但仍然有很多事情处理不完。这使你感到自己特别脆弱，无能为力”。结果是，社会工作实践人员在他们的机构中，在专业知识和工会联合里，不像他们在70年代那样，现在很少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
不过，仍然有人试图回击保守党的挑战。也许，在近年来，最有影响的回应挑战的举措是专业社会工作教育。部分原因不仅是他躲过了一些新的政策的冲击，而且因为在7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成为专业（职业）系统和进步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事实上，对某些评论家来说，社会工作课程是社会工作激进主义甚至专业好战精神最主要的原因。虽然被严重夸张了，但这种批评方式提示了社会工作院校的领导地位，一些人如Dame、Eileen和Younghusband在1948年和1970年国家社会工作扩张中表现尤其突出（Jones，1983）。
不仅如此，就像社会工作机构性质被改造一样，社会工作教育的功能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如Jones在1989年指出，这个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转变过程，看来可能要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结果是发展了一种两年制的社会工作证书。与耗尽了社会工作教师的精力相区别，这种证书系统支持了政府对社会工作采取的措施，并随之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培训。
引进这种新的证书，专业确认组织——社会工作教育训练中央委员会，使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主要由公共机构雇用的社会工作者承担的重要活动的定义合法化了。同样，他也给这些雇员在履行规划内的项目时予以显著位置。并且，对这种新证书的授予规定得特别具体。许多人也许会认为这些训练项目对发展人的分析能力的机会不会很大，但对从事有效的实践活动却至关重要。总的来说，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新证书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社会工作者可能会否决由立法给他们规定的种种要求，因为没有一种专业标尺来评估指派给他们的任务。
除此之外，在欧洲社会，这种证书还没有得到专业承认，这对英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教育的地位的确立来说是一个打击。保守主义至今还没能将英国社会工作打上的进步和激进的特色给予消灭。在机构内部和社会工作教育领域，一些人努力坚持社会工作自由化，使其成为反种族主义和反性解放主义。反种族主义渗人社会工作资格证书课程就是对其成果的重要保证。然而，在一种关照社会工作对象的需要的机构迅速消失的背景下，这种创造性的想法只可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行得通。
除了这些非常微薄的希望之外，前景非常暗淡和悲观。那些需要和使用社会工作服务的人们的处境现在尤其可怕。对许多人来说，社会工作只研究他们的问题，但并不提供帮助。只有到政治气候变化了，并且“新右派”的种种方案遭到社会的普遍反对后，社会工作才会作为一个专业（职业）生存下去。但作为一个关怀和自由的专业（职业）却可能消失。
责任编辑：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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