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洞宾是我国道教史上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民间传说的八仙之一。
他姓吕，名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民间尊称其“仙公”、“吕祖”、“吕仙祖”等；历代皇帝对其封号有“妙道真人”（宋太祖）、“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元世祖）、“纯阳演化孚佑帝君”（元武宗），可想而知他对宋代及后世影响之深远。但对他的生年和世族关系，千百年来却众说纷纭，多存异议。
从新近发现的吕藏、吕让墓志，结合史料有关吕渭的记载，对吕洞宾生年、族里作进一步的考证与探索，试图透过历代记载对其推崇神化的斑斓色彩，以求接近历史的真实。
一、吕洞宾应为晚唐人 关于吕洞宾生年之说，诸多认为是唐代人。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246行吕真人“江州望江亭自记”云“……唐末三举进士……年五十，道成”；《列仙全传》卷六云“唐贞元十四年（798）四月十四日巳时生，因号纯阳子”；《安庆府志》载“吕岩字纯阳，别号洞宾，天宝时人，以进士授江州德化县令”；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十八行《雅言杂述》载“吕洞宾为唐懿宗时人，咸通（861-874）中及第”；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云“先生名岩，字洞宾，河中府人……唐礼部尚书（应为侍郎），渭之孙，渭四子：温、恭、俭、让”；据《杨亿谈苑》载“吕自言是渭之后”。吕渭在《唐书》中传记，系吕洞宾祖父，吕让系其父。
据吕让墓志记，让生于唐贞元8年（792），卒于唐大中9年（855），以此推论，吕洞宾最早不会生于810年前，其理由是：“吕让有五子、四女，长子早夭……”按吕让18成婚推算，吕洞宾出生只能在810年以后，这样就排除了其为天宝时人和生于元贞十四年的说法。继而，他的出生最晚不会超过公元855年（其父已死）。由此论证，吕洞宾应为晚唐人。
持五代北宋初一说法，其依据是《宋史·陈抟传》，认为吕洞宾与陈抟是同时代人，即后周及宋太祖、太宗年代，并推测吕洞宾年辈晚于陈抟，显然是谬误的。
北宋初，由于政治的需要，吕洞宾的声望越来越大，假冒吕洞宾者必有其人。如陈抟传中提到的“吕洞宾”，数往来于陈抟斋，十之八九为“冒牌货”。假做真时真亦假。吕洞宾由此进入神化阶段，掩盖了他是人不是神的本来面目。
让我们再从另一角度分析以上所引：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与吕让墓志主要经历基本吻合。再看会昌中两举进士不第是否是可信，正如前文所述，吕洞宾的出生只能在810年以后，按814年左右出生计算，到会昌年中，洞宾已是27-32岁之间的人了，作为书香门第之家的吕洞宾到了30岁了仍未考中，心是不免顾虑重重，其父是元和十年（815）中进士，时为23岁，加之两伯父的英年早逝（吕温771-810，年仅40岁）无疑给其心理上投下了浓厚的阴影，遂产生仕途渺茫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北宋末的《雅言杂载》说他“咸通初（860-863）举进士。”时年吕洞宾已是近50岁的人了，故说他“携家隐于终南山，学老子法，辟谷变易形骸。”这又与《能改斋漫录》载吕洞宾自传石刻中“吾得道年五十”正好相符，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另据入仙研究成果表明，八仙的传说始于唐代。宋代关于八仙的传说不盛，个别名号逐渐有失落者。其后因金人王重阳派道教之盛，八仙之传又复兴，遂以宋人之名补其缺者，元曲中多有取于八仙之事。据王树民在《文史知识》1997年4期撰文指出，八仙中最后较为固定的是：张果老、钟离权、吕岩、蓝采和、韩湘子、何仙姑、铁拐李和曹国舅。其中前六人皆为唐人，以此亦可证明吕洞兵为唐人。而且在芮城县永乐镇原永乐宫旧址发现，元代潘德冲重立的“有唐吕真人祠堂记”碑，内言吕公祠初修建于唐代，因于1244年山火焚烧，金元人重修。如果洞宾生宋代，那么乡人就不会在唐代为其修观盖祠了。
以上所析，证明吕洞宾是晚唐人比较接近史实。
二、吕洞宾的籍贯与族里 关于吕洞宾的籍贯争议，主要持三种说法：一说湖南岳阳人。持此说是据《茶香室三钞》卷18宋代邵博《闻见后录》“唐吕仙故家，岳阳人”。当年吕洞宾云游天下，传说遗迹甚多，曾有其三过岳阳楼诗传世，但无确凿依据说明吕洞宾系岳阳人，此《录》之说疑为以讹传讹之嫌。二说京兆人。此说源于岳洲吕洞宾自传石刻“吾乃京兆人”和前举《江州望江亭自记》云“吾京川人”。
京兆一词，虽说为唐朝府名，治所在长安、万年二县，但从广议上讲，应包括关中全部地区，唐时京兆府辖二十三县。按吕让墓志谍谱记述：吕让父为吕渭，祖父延之，曾祖崇嗣，其为“太岳之后”。而吕藏墓志（736年）“蒲乘为……吕圭-吕休-吕徽-吕贵成-吕藏-吕湮”。吕湮同辈中并无崇嗣，延之的父亲是崇嗣，而无吕湮，说明吕渭非吕藏之后的直系传承。虽为一族（宗），谍系旁支。吕藏墓志出土于首阳山下风陵原，可知吕氏家族在唐时乃河中府盛族。
吕让志文简要记述了其一生的仕途经历“……七岁失怙恃（吕渭卒于800年），23岁进士及第、解褐秘书省校书郎，以支使佐。故相国彭原李公程于鄂岳，岁余入京，奏相国崔公植，以公文章名重，欲特以右拾遗，史馆修撰授公。公以年少谦辞，即曰：除蓝田县尉，□高公霞寓，以勋业临边，欲重府幕，强公为书记。改监察御史，裹行转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府罢除三原县令，改检校尚书，仓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以留守判官佐相国彭原公于北都门，检校都官郎中，府□随表赴阙，授海州刺史，罢郡西归。时彭原镇大梁（开封），以军司马留公，改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未半岁，彭原公再领河中，公职如故。其冬，奏锡金紫，才出强仕，极命服之贵，时论荣美。洎彭原公南镇岘首，（襄阳）亦请公从，府罢除膳部郎中，改万年县令，疾免。既为司农少卿，迁右庶子。”此段记述既填补了《唐书》正史吕让任官记缺佚，同时也印证了吕洞宾幼年可能随父生活于京兆地区，如志文中提到的蓝田、三原、长安、万年等地，均属京兆地区，吕洞宾自称为兆人，为泛指之意，并无错误。
三说河中府永乐人。持此说据《河南府志》云“吕岩字洞宾，本府河中人”，唐时，河中包括如今永乐镇。又据《道藏》记载，吕洞宾是唐时河中府永乐人。他三次赴京会试不第，遂淡泊功名，隐居于故里之北九峰山潜心修道十九年，曾浪迹天涯，度化传道，随后携家隐入终南山不知所终。
元朝新立，推崇吕洞宾的全真道教，元宪宗二年赫令在九峰山南麓建设“纯阳上宫”，在其故里营建“大纯阳万寿宫”，即迁于龙泉新址的永乐宫。永乐宫纯阳殿壁画“瑞应永乐”，说明吕洞宾出生于永乐，现在尚存元朝宪宗皇帝的圣旨碑和吕仙的百字碑等古文物，亦是明证。
另据吕让志文云：“繇是为德王傅，因中书哗阍者，降太子洗马，分司东都，复为濮王傅，改秘书监，致仕。”又言“在朝十余载，分洛八载……文翁之化，班马之文学，荀黄之德量，羊公仁受，山公俭节不掌乎？纶纟孛 文柄不显乎？相印将坛不至乎？天乎天乎！不知所以然而然也。”道出了吕让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喟叹！晚年，客死东都任所私宅，次年葬于洛阳邙山清风原大茔。这就是吕让为什么会葬于洛阳的真实原因。人生是一条多彩的河，它首先是流动的。生于此，长于此，死于此是一种模式；生于此，葬于彼也是合乎人生轨迹的。君不见，封建社会，易地做官，客死他乡者比比皆是，无需就此来肯定一方或否定一方。名人们的出生地、葬地、活动地也不可能同在一处。正如有人曾以元刻石碑“大唐纯阳吕祖墓”的发掘证明该墓死者是天圣年间以后人为依据，由此否定吕洞宾为“唐河中府永乐人”一样，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墓主人是天圣年以后下葬的。这是科学揭示的史实，可以肯定。但元人立碑刻石是满足一种社会心态，他们立碑记事只能表明当时的一种虔诚心态，正象人们在堂屋设牌祭祖一样，无需有真骨存入。又如现时清明祭祖，由于历史迁变，环境变化后人有时也弄不清先祖墓地的确切方位，就捡个大致的地方，掬土成冢，挂纸烧“钱”，以满足活人的心理平衡，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先祖是子虚乌有，故意捏造。屈原投身汩罗江而死，这是人们的共识，具体死在哪块地方，恐怕难有人说清，而历代人们为纪念屈原，包粽子投入洁净的江面请亡灵食用，也没有人指责他们投错了地方，更没有人论证屈原是否能真正吃到粽子。因此，用后人怀念前人的方式来推断前人的时间、地点似乎是不够严谨的。
三、结语
吕洞宾当为晚唐人，生于公元814年左右，即唐宪宗元和9年前后，系河中府永乐人。其父吕让，生于792年，历任蓝田县尉，三原县令，海州（江苏连云港市）刺史等职。晚年（855）客死东都洛阳。其祖父吕渭，官至礼部侍郎，卒于公元800年。
责任编辑：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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