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有中国西行求法第一人、第一个受戒出家的汉僧
朱士行（约三世纪），三国魏僧人。原籍颍川（治在今河南禹县）人。少年出家，嘉平（249-253年）中，县柯迦罗弘传《僧祗戒本》，并创行依羯磨法授戒朱士行依法受戒为比丘，与在他以前仅仅以离俗为僧的有别，因此后将他当作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他出家后，专心精研经典。当时最流行的译本是《道行般若经》，他常在洛阳讲此经。但《道行般若经》的传译者理解不透，删略颇多，脉络模糊，文句艰涩，难于理解。他感叹大乘里这样的要点竟译得不彻底，就发愿寻找原本来弥补这一缺憾。甘露五年（260年），他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辗转到达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今新疆和田一带）。在那里，他果然得到《放光般若经》的梵本40章，60余万字。因受到当地声闻学徒的阻挠，未能将经本很快送出，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才遣弟子弗如檀（汉译法饶）等10人送回洛阳，惠帝元康元（291年）由竺叔兰、无叉罗等人在陈留水南寺译为汉文《放光殷若经》，计20卷。朱士行终身未回汉地，80岁病死于阗。其所得经典虽只有《放光般若经》一种，译文仍不完整，但对当时影响很大。一时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借《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因朱士行求法故事动人，后人有托名《朱士行汉录》经录著作，此录在隋初即已散失。
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佛经译场
佛教经典由口头传诵到书写成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逐渐形成各宗各派学说。佛教经典繁多，总称为经、律，论三藏。中国佛教经藏大部分都是在河南译出的。洛阳、安阳、开封、许昌等地都是重要的佛经译场。而洛阳白马寺则是中国第一个佛经译场。东汉时期，洛阳白马寺清凉台已成为西域、印度佛教学者、高僧来中国后翻译佛经的中心，中国早期佛经绝大多数是在这里译出来的。相传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与蔡谙秦景同来洛阳后，明帝命二高僧将所带来的佛经原本--梵文"见叶经"在白马寺译成汉文，其名为《四十二章经》，此为中国第一本汉文佛经。摄摩腾去世后，竺法兰又单独译出了《十地断结经》4卷、《法海藏经》1卷、《佛本生经》1卷、《佛本行经》5卷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佛学著作，对中国佛教的最初传播关系极大。在东汉后期桓、灵帝时期，安息王嫡后之子安世高，通晓"外国典籍三年（170年）的20多年内，他在洛阳先后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人经》、〈大十二门经〉等共95部,115卷。后又有月支人支娄迦歼，来后不久，即到洛阳，通晓汉语，他先后在洛阳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若三味叶〉等23合,67卷，所译最主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密经》，开了中国般若学之先声。安世高偏重宣扬坐禅法，多佛教小乘内容；支娄迦谶偏重宣扬般若学，多佛教大乘内容，这就成为东汉后期佛学的二大系统。相传,两位译经大师，都曾长期居住白马寺里从事佛经的翻译和主持译经事宜。和安世高、支娄迦谶二位译师大体同时在洛阳译经的还有：天竺的竺佛朔，安息的安玄，月支的支曜，康居的康孟祥、康巨等。当时汉人参与译经者，有亲自受教于安世高的严佛调以及洛阳人孟福、张莲等10多人。据有关资料记载，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至东汉延康元年（220年）的150多年间，译经者有12人，共译出佛经292部，395卷。洛阳以及白马寺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道场，也是我国译经最多的译经场所。
河南有中国最早受戒出家的比丘尼
传戒是设立法坛，为出家的僧、尼或在家的教徒传授戒法的一种宗教仪式，亦称开戒或放戒。佛教传入中国时，并无传戒仪式。据佛教史籍记载，当时度人出家只以剃发披服缦条，即无条相袈娑，以不满五人，不能受具。大概只用三皈、五戒、十戒迭相传授而已。曹魏嘉平二年（250年）时，昙摩（柯）迦罗来洛阳，见众僧未秉戒法，就在白马寺译出《僧祗戒本》以备用。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这是中国依律传戒之始。魏正元中（245-255年）安息国沙门昙帝在洛阳译出《昱元德羯磨》，才具备羯磨仪式。中国僧徒受具足戒即在此时始。到了东晋时（317-420年），出家僧尼渐多，道安（312-385年）始提倡严肃戒律。他制定僧尼轨范，有布萨（说戒）、悔过等法。中国尼众之受具足戒实始晋代。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年），僧建请昙摩竭多于洛阳，依《僧祗尼羯磨》及《戒本》建立戒坛传戒。当时沙门道场以《戒因缘经》为难，认为他传戒结界不合法。昙摩竭多遂浮舟于泗河结坛，洛阳竹林寺净检尼等4人同于此坛从大僧（和尚为大僧，尼为二僧）受具足戒，这是中国尼众受戒之始，种为船上受戒，净检等4人是中国最早受戒出家的比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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