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蓝色海岸的同一个地区,有一次我到法国农村体验生活,住在一位农民家里,准确地说是一个家庭陶瓷手工业作坊。我帮助主人打造、烧制各式各样的陶器,前面围一个兜,兜上残满尘泥。之后又将一份一份的广告、合同、订单等做出来,寄出去。一派地道手工业者的过瘾。平时大家努力工作,周末有时朋友聚会、野炊,参加当地的文化娱乐活动、旅游,出席各种地方协会组织的学习、欣赏等等。虽然小村庄没有大都市的喧闹,却也自得其乐。只要“房子、车子、票子”不缺,干什么、居何处并不特别在乎。我私底下就想,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大肚子”造型(即富人和穷人在社会中的比例相对较小,中产阶段构成社会主体)大概就这德性了。现代化可能就这样描绘的吧。
又到德国朋友罗兰德家造访,他的大女儿,十年前聪明伶俐的小姑娘,现已长成大姑娘,当上一名技术工人。在我们中国就是类似的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其实,当我作这样的雷同,任何一个有华夏血统的人都能透彻其中的文化情结(cultural complex),那语义再明了不过;因为中国的几千年历史本质上说是等级的历史,行业难以幸免地成了注疏这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符号。所以,当我无意识地带着中国式的“文化情结”去观顾我眼前这个德国姑娘的时候,心中不免为她感到遗憾,因为,十年前我认识她,与她玩游戏的时候,我就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惯力认定,这个小姑娘将来会有“大出息”。当时她才13岁,就可以用法语、英语与我这个学者交流。她的思想、表达、礼仪、实践能力等让我相信她将来必定能够实现中国孩童们的“未来理想”??“科学家”、“教授”、“外交官”、“医生”、“律师”之类。“怎地你女儿没去读大学?”乘她跟男朋友外出,我把话塞给她的爹,罗兰德给了我一个未加思索的回答:“只要生活好,干什么不都一样。她现在不是很好?”我突然觉得自己十分无趣,委琐到竟然连这一点根本性的东西都没弄明白。
在欧洲的不少城市,布鲁赛尔、特里尔、罗马,能在公共场所见到各种行业的雕塑、造型,大约属于公益建筑和广告的范畴。铁匠、农人、乐师、面包师、鞋匠、商人、理发师、打扫烟囱的等等,它告诉人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各行各业共同建造着一个社会秩序,你的生活不能没有我的工作,我的生活不能没有你的工作。既然每一个行业都是社会功能主义的历史性选择,应该没有厚此薄彼的理由才对,至少在社会伦理和价值理念的宣扬上应该如此。纵使不治欧洲历史的人也明白,欧洲在启蒙时期,尤其在文艺复兴以前,人的等级与行业的等级往往同日而语。文艺复兴起到了一个观念上的纠正,启蒙运动则直接将观念诉诸于社会变革。“人的平等”有关于行业的平等。斯汤达的《红与黑》让于连在穿“红边裤”的将军和罩“黑色袍”的教士的理想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以死来撞击这个“等级/行业”的封建大厦;说明在传统的农业伦理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行业不平等的观念之于新社会秩序的建立不啻为一个社会新生儿的“胞衣”,必须丢弃。
中国有多少行业迄今并无准确数字,民间大致可听闻者不外“三百六十行”历书式的附会,或者“三教九流”社会伦理类的歧贬,但都不足训。就行业组织考,唐代就有了诸如肉行、马行、铁行、丝行、农行、工行等等,宋以降,行业更有醒目的长足。只是,行业本身不论如何发展,都无力从根本上改变道德伦理对它们的社会评价。这很残酷。比如工商业在中国社会金字塔的结构里地位极低,怨不得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作如是说:“对于英国人,‘商人’一词代表着智慧,他们是文明的先锋,他们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受到尊敬,中国人对此不能理解。”事实上,西文中的“工商”,亦即“资产阶级”(bourgeoisie),典出于古希腊自由城邦的革命性政治力量和实践主体。相反,在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中,“行业/人群”被如此地划分为四等:文人以及从中选择出来的官员、农民、工匠、最后是商人。
今天的中国商人可是扬眉吐气。我相信在中国有案可查的历史上,工商行业的社会地位绝对到达空前。这得要归功于“以经济为中心”的政策。其实,工商行业历史地位的提高,给中国社会结构带来的革命性意义或许很多人还来不及意识到。我笃定,未来的中国思想史在此将有重重的一笔。它带来的远不仅是生意场上的财富和得失,而是中国传统农业伦理所不习惯接受却必须习惯接受的新价值伦理。另一方面的启示在于,干什么行业并没有十分差别,“行行出状元”一旦消灭了因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酸葡萄情结”后的阿Q策略,而进入平民百姓日常心态;换言,不是因为做不了教授才不得不去做技工,而是做技工与做教授任凭兴致喜欢。那样,社会就“大同”理想了,为什么呢?行业平等,人群才平等,大家才安居乐业呀。
看见德国姑娘与她的男友手牵手地从他们即将竣工的新房子回来,我就在想,这不是很好吗?!难道她非得去做女教授才叫“出息”,多俗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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