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举办的科学事业

　　上面引述的一段话表明世界大战怎样自然而然地使人们对科学在现代工业国中的功能有了新的、比过去自觉得多的认识。这时人们认识到，不能让科学处于完全无组织的状态，也不能让科学依赖旧有的基金和偶而的施舍。人们明白，不论在平时和战时，——从技术观点来看，这两种情况所涉及的问题没有什么根本差别——一个现代工业国的存在本身就有赖于有组织的科学活动。探索自然资源和探索最有效地加以利用的方法都要依靠、而且也只能依靠科学。不过，象刚才引述的那段话所表明的那样，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决不是完全清楚的。在老的制度与习惯之中有一些固有的力量，反对采取任何这样的措施来使科学工作合理化。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科学改组工作都是在混乱的、半心半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政府和工业需要它，但却不准备付出代价。科学家本能地死抱着战前相对独立的地位不放。虽然在战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毫无异议地同意为国家工作，在平时却有可能问一下：把科学界整个地交给政府和垄断企业使用是否可取。结果在几乎一切国家中都实行折衷，这种折衷按其性质来说是特别不能令人满意的。科学事业既不是有组织的，也不是独立的。控制它的机构重重叠叠，授给的经费名目就更多了。

　　战后时期和经济危机

　　这种混乱状态本身并不能阻止科学研究的巨大生产率。最初，在战争结束以后，科学一从急迫的技术任务中解脱出来，就大大活跃起来，活跃的程度在它的历史上是少见的，在德国尤其是这样，仿佛是要表明：
　　德国人能在和平的知识领域中取得暴力所不能夺取的优势。
　　这一平静时期由于1929年的危机及其政治后果而告终。科学事业到处都由于节约原故而紧缩，纳粹的狂热则破坏了德国的表面上牢不可破的局面。自从1933年以来，在那里和其他地方，军备的增长到处都限制着整个科学的结构，并且使其面目全非。
　　科学家本来就天生不讲效率，官僚主义的发展则使科学家的效率更低了，而不是提高了；既不能让科学遵照科学自己固有的倾向自由发展，也不能有效地加以指导，使之为工业服务。在科学的新阶段中，由于仪器设备支出比重增加，由于有必要在有组织的协作中雇用多得多的各级人员，科学经费肯定地需要比以前大大增加；可是也许除了美国之外，所提供的资金到处都不能满足这种发展的需要。既不容许科学照老样子继续下去，又不能有效地帮助它另辟蹊径。

科学和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在苏联则出现了很不相同的局面。在帝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的重要性本来就不知不觉地有所增长。然而这种重要性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1917年的革命以后，科学事业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培根的理想——利用科学为人类谋幸福——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理论的一个指导原则。它认为，应当把科学直接用于这一目的，而不再用之于增加利润。尽管沙皇俄国的科学力量极为薄弱，尽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造成巨大破坏，尽管建设时期有巨大苦难和贫困，科学在苏联的重要性仍在继续增长。不过直到1927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才开始把科学大规模地有效地组织起来，作为改善国内情况的伟大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以后，苏联科学事业不论在人数上和经费上，都有了持续不断的迅速增长。它完全没有受到大大阻碍了资本主义国家科学进展的经济萧条的影响。不能期望科学这样的事业迅速取得巨大成效，它需要多年的努力甚至需要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成熟。事实上，苏联科学要在精确度和识别力上超过德国或者英国还得经过一段时间。不过它已有的成绩已经足以证明：这条组织科学为人类服务的新道路为苏联科学提高自己的精确度和识别力开辟了广阔前景，这是目前西方科学和工业的脆弱而混乱体系所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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