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服饰的礼制与等级区，也表现在服饰的颜色上。我们前面所举的《荀子·富国》篇中关制服等级的划分，已可看出颜色的区别。《论语·乡党》里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绀"是深青中透红的颜色，相当于今天的"天青"；"緅"是青多红少，比绀更暗，类似于"铁灰色"。饰是指滚边、镶边。古代大红色叫"朱"，红和紫都属此类。亵服，本指内衣，也可指平常居家休闲时的服装。古代黑色是正式礼服的颜色，而"绀緅"都近于黑色，所以不用来镶边，为别的颜色作陪衬。朱红是很贵重的颜色，所以也不用来作亵衣。说明先秦时期对服饰的颜色已经很有讲究的。孔子曾宣称"恶紫之夺朱也"。古人曾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朱是正色，紫是间色，孔子认为紫色夺去了大红色的光彩和地位，所以可憎。这就是从颜色上为定名位，别尊卑。不过朱、紫两种颜色后来都成为显贵服饰的色彩。如紫绶，作印组，或为服饰，《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说："相国、丞相、皆秦官，皆金印紫绶。"唐元稹《酬乐天喜邻郡诗》曰："蹇驴瘦马尘中伴，紫绶朱衣梦里身。"紫色已用于官服。
颜色中尊贵的是黄色，它被帝王所占有。黄色与帝王服饰相关联，据说始于隋唐。《唐六典》中说："隋文帝著柘黄袍，巾带听朝。"大概此后黄色除帝王之外，别人便不可僭用。《旧唐书·舆服志》说："天子燕服亦名常服，惟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中国 的老百姓谁都知道"黄袍"的含义。到了清代，禁忌似乎更加严格。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幼年时在宫里和弟弟溥杰一块儿玩，突然发现溥杰内衣袖子露出明黄的颜色，立刻沉下脸来说："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也是你能使的么？"溥杰赶忙垂手肃立，连连请罪。即使清朝衰败，以帝王自尊的溥仪对于服色的等级观念仍然耿耿于怀。
至于其他的颜色，如红紫，也成为官服之色；大红大绿，民间以之为吉祥富贵之色；白色，象征素而寡欲，服白表示尽哀；黑色，后来多为小吏之服色；青蓝，也多为低品位的服色，所以婢女也有了人谓之"青衣"。诸如此类，在中国传统服色上已形成了固定的体制。总之，金黄红紫等艳丽之色，多属于达官贵人；青蓝黑白，则属于平民。汉代曾有"散民不敢服杂彩"的规定(董仲舒《春秋繁露》)，平民不能穿彩色衣服，只能穿本色麻布衣裳，可见服色限制之严。其实我们从历代所用的"苍头"、"白丁"、"皂隶"、"绯紫"、"黄袍"、"乌纱帽"、"红顶戴"这些带着颜色的称呼上，已可以看出服色的等级意义了。
了解上述中国古代传统服饰的这些特征，再来考察客家服饰的状况，便可以发现客家服饰与中原传统服饰的差异。
首先，客家服饰没有中原传统服饰那样明显甚至严格的等级意义。客家人男子，大都是对襟衫、袍褂和大裆裤；女子都是大襟衫、大裆裤，这已经成为客家人的常服。这种常服，客家人居家休闲时穿它，赴亲戚朋友家作客，也是这样穿着，外出到公共场合也这样穿着。客家地区城镇，一般有墟日，即如北方的赶集，五天一墟日，以农历计，每逢一五、或二六等为墟日。一到墟日，所看到的人们都是形制样式相同的服饰，单从外表打扮上，是不容易区分出人们的身份官阶等级的。在客家人的大家族中，如永定的土楼，一楼之内住的都是同一家族之人，人多时竟有五六百人，所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并不鲜见。但是，从长辈到晚辈，服饰的样式同样没有什么区别。客家人也有做官为宦的，有官职在身，一般也只在官府的正式场合，才穿着官服，一回到家里，便换上对襟衫、大裆裤，这已成为习惯。在客家地区，当然也有贫富的区分，但是贫富之家在服饰的样式上并没有区别。家境不同，最多仅从衣服的用料上显示出来，如家境好的人多做几身油绸、贡缎或丝绸的衣服而已，而一般人也只是在喜庆时刻或者特别隆重的场合才穿用。一过这个时刻，便把好衣服收藏起来，换上粗布衣服，这是客家人不论贫富都已形成的习惯，足见客家人俭朴持家的风尚。
客家人的先民的本来是中原衣冠士族，官宦大户人家不少，罗香林先生曾有详尽的考证。如广东蕉岭的赖氏，兴宁的张氏、温氏，等等，从他们的族谱上可知均为中原望族。客家人历来有一种"以郡望自矜"的优越感，以中原士族的后人自豪。每到节庆日子，客家人总爱在祠堂、祖厝的大门口、厅堂内挂上标志自己姓氏堂号的大红灯笼和堂联，以表示自己中原士族的源流与尊荣。作为中原衣冠士族，其等级观念本来是比较深的，尤其是六朝门阀制度的影响，更是使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然而，当客家人迁徙定居在粤、闽、赣交界地之后，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其第一位的人生需要是求得生存。所以客家人不论男女，人人参加生产劳动，辛勤耕作，为求得生存温饱而奋斗。在衣饰方面，也就只以蔽体御寒为原则，以讲究实用为出发点。对于服饰上的礼制与等级区分，已无暇顾及了。此外，客家人所居之地，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央政权统治与信息相对松驰的客家地区，礼制也随之松驰，所以也淡化了服饰的礼制与等级内涵。来自考试大
客家服饰在纹饰上，也极少看到像中原服饰那种鲜明的等级区别。客家人衣裳一般较少纹饰，尤其是日常便服、居家休闲服。女子的大襟衫上，只是在袖口缝上几圈环饰或在衣襟边上镶些滚边，并不包含等级意义。妇女的披肩、围裙、绣花鞋、结婚礼服，常绣上一些寿字纹、鱼纹和牡丹、百合花样，这只是取其长命百岁、吉祥富贵之意，而不表示等给区分。客家服饰的颜色以蓝、黑、暗红、白、灰为主， 以素面为多。这几种颜色，多年不变，代代相沿。大红大绿的颜色在客家服饰中很少见，年轻姑娘仅在当新娘子时穿上红衣裙而已。所以，同样无示从颜色上显示其礼制的含意与等级的规范。
客家服饰在礼制上的淡化与等级观念的消隐，还可以从其他文化形态上得到印证。如著名的客家土楼建筑，以三堂屋为中心的五凤楼，尚含有较明确的主次尊卑意识，它是一种府第式的建筑。主厅(上堂屋)突出，院落重迭，错落有致，配以巨大的出檐九脊顶，是黄河中游古老院落式布局的延续发展，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遗痕。而方楼虽与五凤楼相近，但防御性大大加强。至于圆寨，三堂屋已经隐藏，尊卑主次的等级观念已严重削弱，防御功能上升到首位。所以客家土楼建筑，突出的是它的经济实用性、防御功能与坚固性，而不是北方宫殿式建筑的礼制与等级意义。所以，客家服饰文化的内涵与客家建筑文化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谈到客家服饰文化与中原服饰文化的关系时，不能不提到的一个问题，便是客家妇女的不缠足。
缠足，是对中国古代妇女的一种极其残酷的摧残，最充分体现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禁锢。妇女缠足起于何时，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唐末五代始有缠足之风，据说乃起于南唐后主李煜。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李后主宫嫔窅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之中，回旋有凌云态。"用长长的白帛，将好端端的女子的一双脚缠裹成"三寸金莲"，穿上尖而小、上翘弓形的"宫样鞋"，并以此为美。这就是古代妇女缠足的陋习。宋代以来，妇女缠足之风十分流行。连大文学家苏东坡竟然也有一首《菩萨蛮·咏足》词，以吟咏妇女之小脚：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词中极写小脚之纤巧和秀美，可见其时缠足之风不但大为盛行，而且为众人欣赏。此风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清初统治者虽有改革此弊之意，无奈终究敌不过千年陋习所形成的传统观念。缠足之风，直至五四运动以后才真正废绝。妇女缠足，不但是肉体上受到摧残，也是思想上的一种禁锢，中国文化史上的耻辱。
客家妇女不缠足，也不事化妆，她们还以"天足"为自豪。《清稗类钞》中说："客家妇女向不缠足，身体硕健，而运动自如，且无施脂粉及插花朵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罗香要先生也曾说过：客家妇女，表面上劳苦极了，然其内在的精神，确比外间妇女尊贵得多，幸福得多。她们从没有涂脂画眉缠足束胸以取悦男子。在人口千万以上的汉族诸民系中，唯一没有染上缠足陋习的，就是客家了(《客家研究导论》)。所以客家妇女不缠足，实在是难得一种幸福。清代有一位在梅州的传教士曾说："西人束腰，华人缠足，唯(梅)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无憾矣。"
张卫东先生在《客家文化》中曾说：客家妇女不缠足，原因大约有二。其一，在南唐缠足之风兴起之时，客家先民在从事第二次大迁徙，已经脱离江淮中心地区，因而未受影响；而后他们大部分定居于闽、粤、赣交界的地区，"山高皇帝远"，流风波及不到。其二，即客家先民驻足安居之后，马上投入生产自救、建设家园的头等大事之中，男女同时上阵，手足并用，不允许妇女缠足蜗居，恪守于闺阁之中。以后，客家男子大量外流，"半边天"一身兼任男工女工二职，耕田采樵无不为之。由于这种种社会的、经济的原因，所以形成客家女子不缠足的习俗。
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客家地区礼制的松驰，男女间封建礼教较之中原地区宽松，这也是客家妇女不缠足的重要原因。旧题元朝伊世珍撰的《琅女寰 记》中有一则关于缠足的记载说："本寿问于母日：’富贵家女子，必缠足何也？’其母曰：’吾闻之，圣人重女，而不使之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中，欲出则有闱车之载，是无事于足也。圣人如此防闲，而后世犹有桑中之行，临邛之奔。"由此看来，缠足的本意，与礼教有极密切的关系。礼教松驰的地区，则缠足之风没有那么盛行。此外，《琅女寰记》中说"富贵家女子"缠足，说明当时贫贱之家的妇女也有不缠足的。不缠足的目的在于劳作。日事耕作的人，"但知勤四肢，不知裹两足"(北宋诗人徐积《咏蔡家妇女诗》)。客家妇女在艰苦的环境中形成了常年劳动的习惯。在客家地区，常见到这样的现象，男人上学、经商、做官，而妇女则担负起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灶头灶尾"、"田头地尾"，都成了 客家妇女的份内事。过去福佬人常嘲笑客家人是"客嫲(妇女)养客牯(男子)"，说明客家妇女承担着多么繁重的生活重担。如果双脚缠成"三寸金莲"，要承担这样的生活重压，实在难以想象。客家妇女为客家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认为：今日客家人的光荣，是建立在客家妇女的大脚上的。此话实非过誉。客家妇女不缠足，虽说是一种幸福，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客家妇女，实在是最不平凡的伟大女性。
责任编辑：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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