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经济学是药物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已逐步被临床服务提供者、卫生决策者、医疗保险管理机构、药品生产企业所接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相较之下，我国的药物经济学实际应用还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在中医药领域，基本上还是空白。
一、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尚未得到应用的主要原因
第一，药物经济学在中国起步较晚，仅有十几年的历史，药物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和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实际应用上，主要还是在临床合理用药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多，而且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才逐渐增多起来。应用最多的是抗微生物用药研究，其次是用于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和抗肿瘤等药物，基本上也是以西药应用为主。
第二，在方法应用上，主要还是以成本－效果分析为主，产出指标是以生化医学和疾病指标为主，极少见到有关生存和生命质量的研究结果。而中医与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理论体系的不同，恰恰造成了其在很多情况下对疾病和治疗疾病疗效的判断不是以生化指标为依据，从而使得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应用起来比较困难。西方现代医学是以还原论为基础，以实验加推理为主，它把复杂事物分解为基本组成单元来研究，把人体还原为各个器官，又把器官还原为很多细胞组成的集合，细胞又有细胞壁、细胞质，更进一步，细胞还可以还原成DNA的双螺旋结构；对于导致疾病的因素也是无限分化，无论是细菌还是病毒都要找出来消灭它。这就使得许多生化指标都可以比较容易成为现代医药的产出评价指标，也使得最初的药品经济学比较容易在现代医药研究中得到应用。
与现代医学不同，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基础之上的中医，是侧重于把复杂的事物作为整体来研究，是以归纳和实践检验为主。它不仅将人作为一个整体，甚至将人与环境、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天人合一，强调强身固本。在对待疾病上，中医主张把人的身体机能调整到最佳状态来抵抗外毒侵袭，强调邪不压正，在很多情况下，采用中医药治疗，病人能与病毒或肿瘤共存，但不发作，病人的生命质量不错，存活时间比预期增加，这种情况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病人、肿瘤病病人的实践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但如果非要使用生化指标来衡量，就很难评价中医的疗效。因此，在效果这个层面上中西医的疗效是无法用同样的标准来评判的。然而，当我们使用成本―效用分析方法时，我们就找到了二者的共同点。因为，以生命质量年作为效用指标是符合中医药的疗效判定思想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中西医的产出时，我们就会得到殊途同归的结果。但是，在现阶段广泛地采用质量生命年作为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的主指标还存在着技术和方法上的困难，这不仅是对中医药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困难，也是我国药物经济学在更高水平上的应用的困难。
第三，中医药的不可分割性和中医辨证个体化诊疗的难以规范性，也是药物经济学在中药药物评价研究中的难点。
第四，药物经济学研究在获得政府支持、药物申报注册、医疗保险偿付和定价决策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是我国药物经济学还没有充分发展的一个政策层面上的原因。
第五，由于没有强制性要求，绝大多数的中国制药企业特别是中药企业也还没有意识到开展药物经济学与企业利益的相关性，故而其参与药物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动力不足，未能成为药物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的参与力量
二、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应用前景广阔
对中医药做药物经济学评价应当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一，国际经验表明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原研药、创新药的评价中是最有用的。我国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研药、创新药实际上极少，而建立在中医理论基础上开发的中药才是最有可能获得较多自主知识产权的。因此，尽早在中医药领域内开展药物经济学的评价研究与实践较之晚开展对国家更为有利。
第二，从中医药行业的自身发展来说，开展药物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的评价也十分必要。我国的基本卫生政策是中西医并重，但在实际上，中医药并没有在各级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得到与现代医药同样的重视，一些中医政策还没有落到实处。要发展中医药，得到政策的支持，就要说清楚自己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要说清楚为什么支持中医药发展是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事情。这就需要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当然也就涉及到了评价问题。无论是中医，还是中药，只有证明了治疗同样的病人，长远看疗效是好的，而且经济上花费也较少，群众是接受和满意的，拿出过硬的数据，才能说服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给予政策支持和投入。而只强调中医是国粹需要保护，中医条件差，政府投入少，这样要求支持就显得理由不够充分。我们应该建立起可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比较的标准，并且采用公认的可行的方法，这就是药物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的方法。
第三，要让药物经济学得到广泛的应用，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药物经济学有用。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相当多的前期研究工作，这是一项需要大量投入的工程，而在没有完成这个工程之前，人们还无法真正认识到药物经济学的作用，这又反过来影响了药物经济学的发展，使之落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要完成这个工程需要一大批有远见的学者、政策决策者、企业管理者。而药物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不能只限于学者、院校和科研机构，还应当扩展到企业和决策者的层面。在学科发展和相关研究人才资源尚不完全的情况下，单纯的研究者推动是难以使药物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的。在药物经济学的起步阶段，应当有一些大的医药企业，特别是要有中医药企业做出公益性质的支持，并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员。只有得到企业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药物经济学才能在中国得到更快的发展。
三、中医药领域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问题
对于我国药物经济学的人才培养需要院校做出更多的努力，而对于药物经济学如何在中医药方面应用，也需要中医院校做出积极的开拓。从目前全国中医院校的总体情况来看，基本上还没有独立开设药物经济学课程。但药物经济学常用的基本方法（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用分析）作为重要的课程内容之一在卫生经济学里占有较大篇幅，主要面对卫生管理专业的学生讲授，该课程通常也有部分中医、中药专业的学生选修。目前，中医药院校还没有充分重视药物经济学教学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社会需求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上至院校的有关管理者，下至普通教师对药物经济学还几乎没有认识，对开设这个课程人们还有疑问，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一个说服与提高认识的过程；二是要开设药物经济学课程就需要有能教授这个学科的教师，当前在国内还很缺乏这方面的师资，系统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机构与研究者更少，而进行中医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员更是几乎没有。因此，加快对熟悉中医药问题的药物经济学人才培养，启动相关研究，是将药物经济学尽快引入中医药领域的先决条件。
房耘耘1982年1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卫生经济学会中医分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中国医学健康国际促进会卫生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专业常务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行业信息统计及咨询服务工作负责人。
主要研究领域：卫生经济政策与中医、中医资源与中医服务、中医医疗服务成本与成本核算。2000年以来，主持主要研究项目有：国家“十五”攻关课题“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模式研究与评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研究项目3项；主要参与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非营利性医院财务信息体系的构建与监督评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3项。
责任编辑：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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