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偏左的逻辑是把学校的倒塌看成是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这种论述往往参照着对一种“被理想化”的毛泽东时代的眷恋，其潜台词是，在市场化的轮轮大潮中，追求利润与建设学校这样的公共设施存在着冲突，因此，出现豆腐渣工程是必然的，官方腐败也来自于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使人们、公司很难出于公心对公共事业付出超利益的责任，在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怀旧中提出对市场化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式的带有道德色彩的批评，所以说，恰如李承鹏举出地震后在同样的地势上建设于70年代末期的仿苏建筑赫然屹立而90年代的建筑却成废墟就成为某种隐喻（仿苏建筑是一个礼堂，寄托着李承鹏的朋友老段所有关于集体看电影、看女排夺冠的青春记忆，从这里，可以看出50-70年代的氛围在80年代的延续），这种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或许成为90年代以来对于市场化不满情绪的“真实”反映（新左派的出现应该也在这种不满里面，在大众层面，这种不满或许可以从毛泽东热、现实主义骑马归来、红色怀旧等流行现象看出）。
可以说，这样两种常见的批判，延续了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的基本思路，但是，在这次抗震救灾的反思中，与这种吻合不同的是，前者在“问责”中挖掘政府责任的同时也有着对政府的称赞（如《南方周末》“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者也欣喜地从救灾中看到社会主义的诸多遗产和优越性在现实中的延续。
具体来说，《南方周末》所说的“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是怎么样的“新中国”呢（有趣地是，不是改革“阵痛”出一个巨婴，而是“震痛”出一个新中国）？《南方周末》似乎一改往常对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更尤其是非广州的地方政府的问责策略，反而为这次中央政府的表现“鼓而呼”：“救人高于一切，救灾高于一切，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必须以举国之力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生命，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于是，十万救灾大军雷霆出击；于是，国家领导人冒着余震不断的风险，相继奔赴救灾第一线；于是，公共娱乐暂停，奥运火炬暂停，一切为救灾让路，一切为救人让路”，这种“以人为本”、以人民的生命为最高价值恰恰吻合《南方周末》式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仅仅有尊重生命的理念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民间力量争相进入，国际援助争相进入，媒体争相进入。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援体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这个崭新的救灾体制，或将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可见，《南方周末》鼓而呼的不是政府的转变，而是政府承认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奇怪的是，在西方尤其哈贝马斯论述中的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恰恰不是辅助，而是批判的功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方周末》及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官僚体制的批判也成为公民社会的表率），在对政府作出表扬之后，《南方周末》依然选择学校坍塌的问题来追究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这也许就是健全的公民社会的理想，可以行使监督政府的责任（公民社会本身的理想模型是非常美好的，只是公民社会之公民是有一定的条件的，简单地说，公民社会是法治社会，个体是法律和市场意义上的双重个人，对于市场之外的人，显然也就在公民社会之外，在发达国家，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往往就是中产阶级，而在第三世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往往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诸如城市中的非法劳工、农民都被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或者说他们在查特吉所说的政治社会里面）。另外一个体现公民社会中公民身份的事件，是网友对于王石的指责（作为具有消费能力的网友，应该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之一），在这次赈灾捐款中，网友似乎对那些捐款少的企业或企业家非常苛刻（可以联想ZD事件中，网友对于家乐福的抵制效应），这与其说是一种类似于朱大可所说的“纳粹领导人以国家利益名义逼迫犹太商人捐款”的“仇富心理”，不如说这些网络上的中产或准中产阶级对于企业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的监督和批评（这种道德威力还是很有效果的，毕竟消费者是上帝啊），正如郎咸平的文章《由赈灾捐款引发的历史文化反思》也是谈网友对王石捐款的质疑，郎教授的观点和他之前的文章差不多，就是资本家要有道德底线，不能没有社会责任，在这一点上，王石、阿里巴巴要向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同志学习，他们把挣到钱都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这是西方的企业家精神（郎教授指出职业经理人的责任感最初来自教会精神，即对上帝的信托责任，近代以来则依靠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执行，使企业家对社会保有信托责任），说得简单点，郎咸平认为中国企业家不能光看钱，也要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方面，中国市场化的还不够，或者说企业家的市场伦理精神还差得远呢？这是从右的方面对中国市场的非市场因素进行批判（正如郎教授对国有企业收购的批评，认为那些侵吞国家财产的企业家不能太自私，太野蛮，一点不考虑老百姓的感受，连人家美国人也不敢这么干，否则市场就不会长治久安）。
与《南方周末》等刊物看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不同，对于新、老左派来说，更可以从抗震救灾期间“人民”（而不是“公民”）积极踊跃地捐款、捐血和志愿去灾区的行动中嗅出社会主义的遗产，也就是曾经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品质，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的大无畏精神，确实在救灾中再一次让人们感到“谁是最可爱的人”，甚至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也被追溯为1966年周总理亲历河北邢台地震现场的继承者，把这次高效率的救灾看成是“社会主义遗产”的思路，可以从黎阳的《抗震救灾靠的是毛泽东的遗产，还是“国际接轨”？》长文中看出，这种对“社会主义遗产”的发现，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市场化的不彻底呢？其实，朱大可的文章正好提供了一种反面的论述“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在社会主义遗产的发掘与威权主义的批判之间，应该如何回应呢？
表面上，左与右的论述大相径庭，其实，左右两边却分享了相似的逻辑，只是不同的立场，使他们推论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相比“公民”的抽象性，“人民”更显空洞），或者说，左右两边都可以找到充足的论证自身逻辑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当下的社会机制既可以支撑公民社会成熟的论述，也可以支撑社会主义遗产的论述，左右两边被成功地缝合在一起，恰如凤凰台的节目中，从对政府的问责可以顺滑地转移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某种眷恋，这或许是这次抗震救灾给我们这些试图对现实提供某种批判性思考的人们留下的悖论，甚或尴尬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