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四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80后“终于”获得雪耻恶名的契机。80后作为一种似乎获得承认的命名，经常是娇生惯养、自私自利、特立独行等负面形象的代名词，尽管以韩寒、郭敬明、春树等青少年作家为80后的代表首先在市场的意义上获得成功，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也被划归80后，但是80后并没有能够摆脱不负责任的“温室里的花朵”的想象，但是，通过这次抗震救灾，正如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5月21日）所说：“四川地震固然是一场悲剧，或许它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它有助于消除一个偏见：中国新一代学生都是自私的物质主义者”。80后不仅踊跃参与献血、捐钱捐物，更以个人或志愿者组织的形式赶赴灾区直接参与救灾，其中韩寒，作为80后的“杰出代表”——以反叛学校体制而成名的小说作者、赛车手，同时也是最先获得80后命名的人物之一——更是身先士卒，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据说推掉了一些代言活动）。与这些80后的“明星们”稍有偏差的是，参加抗震救灾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医疗队中也有许多是80后，“80后志愿者成为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的中坚力量”，教育部也对“80后”在抗震救灾中的出色表现给予表扬（尽管教育部把80后的表现归功于校园里的政治思想教育），香港的《南华早报》也说“爱国主义重塑‘80后’一代”。这种对于80后的正面评价，并非始于这次大地震，而是年初南方雪灾中，80后已经获得积极参与救灾，到了三月份“反藏独，护圣火”的活动中，“80后的爱国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尤其是海外的80后们，“从‘反藏独’大签名，到msn ‘爱中囯’红心大联合，再到‘ANTI-CNN’网站的创建，这种团结意识、爱国情操和首创精神不禁让人对‘80后’刮目相看、肃然起敬！”，有“‘80后’领导全球爱国行动，中华后继有人”的盛赞，似乎在灾难中80后终于“长大成人了”，或者说“80后终剥去‘妖魔化’外衣：被赞已走向成熟与理性”，这种叙述的逻辑支撑是，备受指责的80后不过是未成年人（“不懂事的小屁孩”），而经历了某种“考验”/磨难，80后成为了法律、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有责任、有担当、有理性的人，准确地说男人）。在一篇《成熟，就意味着担当》的帖子中，网友总结地震发生后“80后”变化：
变化一：以前不怎么看中央台一套；现在锁定CCTV1不换台。
变化二：以前心情为股票涨跌起起伏伏；现在恰好买的股票涨停，但就是兴奋不起来。
变化三：以前并没发现自己和周围人有多爱自己国家；最近发现自己其实爱死她了。
变化四：以前晚上有空就去逛街、和朋友泡吧、K歌；最近没这个心情了。
变化五：以前总觉得做白领好累、压力大，有很多事情要烦；最近发现还是关心灾情占了很多的时间。
变化六：以前很担心我们国家万一遇到类似70年前的日本侵略，会心不齐，没有凝聚力；现在发现自己是瞎操心。
变化七：以前和谁都客客气气，现在对不关心地震的同事；划开了界限，觉得不是一路人。（读者可检验以上变化，看自己符合哪几条。）
在这里，这种成熟的“主体”有具体的所指，就是一种“爱国情”，恰如“ANTI-CNN”网站的创建者说“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如果说这种爱国情，在三月份的“爱中国”红心大联合中，还会出现被指责为民族主义的杂音（民族主义成为一个负面修辞本身是意味深长的，作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单位的国际秩序，无论怎么说，民族主义都是其认同的基本或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民族主义被扭曲成一种排外的、自我封闭的、乌合之众的代名词，那么如何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合法性呢？或者说对民族主义的妖魔化本身，是不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负面书写的一部分呢？），那么到了抗震救灾中，80后的爱国情就很少被指责为一种受到国家动员/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了，反而不自觉地把80后从“特立独行”的个人或个人主义姿态（有时候这种姿态也被解读为一种社会的抗争，如2004年2月，《时代》杂志将春树作为封面，把春树、韩寒、满舟和李扬这四个中途辍学、性格叛逆的年轻人作为中国“80后”的代表，他们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及嬉皮文化的代表）转变为或整合为与中国（国家/政府/社会）或祖国高度认同的主体的变化作为80后的自觉、自愿和成熟，而不是政府的宣传/动员（煽动/收编），可以说，这种主体位置的转移，与其说是一种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的想象性关系”的调整，不如说是葛兰西的霸权（文化领导权）又一次发挥作用的时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时刻，或者说动员的时代里，个体是如何被主动地、自愿地吸纳到国家、民族、祖国等认同之上的，就连似乎被认为是在个人主义的养料中长大的80后，也可以“轻易地”被“收编”，就像“志愿者”这样一个有着明确方向性的身份一样，“我”是自愿的。
作为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教育的80后，普遍存在着政治/社会冷漠症，尤其是90年代之后，中国彻底进入一个后革命的年代，我同意一位学者的描述，80年代基本上还延续着50-70年代的政治文化逻辑，或者说80年代虽然已经开始清算革命或左翼文化，但社会主义体制还没有完全瓦解（正如王朔小说中，可以拿革命文化进行调侃以达到自我批判的效果，那么到了90年代《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21世纪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种调侃已经变成了一种“深深的怀旧”而不是嘲讽和批判了）。简单地说，伴随着革命文化的消失，个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开始脱节了，也就是说市场意义上的个人是一种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个人，正如朱文的小丁系列（如《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个人如何与社会建立一种关系成为小丁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很难为个人提供这样一种有效的主体位置，而恰恰是消费主义之下的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有效的安置个人位置的方式，这或许不仅仅是80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