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80后真的发生变化了，或许与80后的主体结构的形成有关。80后的命名与以下一些社会事实有关：1、80后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城市更为严格地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80后也基本上是指城市青年），是娇生惯养的小皇帝；2、80后主要以金字塔式的应试教育为基本经历，尤其是相对滞后的中学教育，表面上处在一种失效的状态中，但是某种意义上，也为80后打下了印记，比如语文课本中基本上是现代和50-70年代的作品（有趣的是，在80后的语文教科书中，文革作品被剔除，十七的作品保留下来，而在21世纪的教改中，反而放入了革命样板戏片段，而把十七年的作品基本上都删掉），因此，在进入大学之前，80后基本上在封闭、保守、集体主义的氛围中（尤其是像我这样在小县城接受中学教育的80后）度过中学教育，直到有幸进入大学，似乎自觉地经历了一次自我“解放”，认为以前在中学学习的知识都是无效的政治宣传，由衷地认同一种自由主义的逻辑，比如我在大学前两年（90年代末期上大学），对政治很讨厌，认为政治为什么要干预文学呢？文学、美学应该具有自己的纯粹价值，因此，非常喜欢先锋小说，喜欢法国的新小说，喜欢现代派的作品，不喜欢那些现实主义写作，认为写作与社会、现实没有关系才对，现在想来，这种逻辑真是很80年代，尽管是如此地逃避政治（连自己在中学加入中国GCD的身份也觉得不光彩），但是，还是有一种对社会现实，尤其是“社会黑暗”的强烈兴趣，同学之间经常分享一种对当时社会严重的阶级分化的不满情绪，我想，之所以能够调动自己的情绪，应该与相对滞后的中学教育有关，幸好中学老师还不太灌输80年代的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学、美学逻辑（毕竟中学教育有规范性教参等制约性因素），反而教给我们的是教条化的50-70的文艺观念，但就是这种教条化，也许使我们分享了一种强烈地对现实的共鸣性，我想，这也许是80后的一份精神遗产吧（有点纯粹是个人经验，也算自我反思吧）；3、80后这个命名的出现，与一批媒体或书商制造出来的少年作家：韩寒、郭敬明等有关，或者说80后的出现，是以这样一批少年作家在市场意义上而不是文学、美学意义上显影出来有关。
与80后相关的文化逻辑是：80后作为一种代际命名，并非始作俑者，最早在文学杂志中出现的是70后写作，随后才有80后的作家，再往后，80后被应用对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描述，这种不断更替的代际划分本身是很80年代的文化逻辑，当然80年代又延续了五四以来对于新一代、少年、青年以及孩子作为拯救性力量的浪漫化的直线进化论式的想象有关，因此，80后基本上可以等同于青年人，自然或先然背负着国家/民族未来的意义，无论是对80后的负面评价（恨铁不成钢），还是80后的正面评价（成熟，就意味着担当），都是这种想象的产物，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过80年代的“反动”，作为历史主体想象的“工人阶级”、“工农兵”、“人民”已经失效，那么对于下一代这一可以“必然”充满希望的青年人的身份：80后，就成为填补50-70年代革命文化消失之后历史主体空白的一种可能方式（这可以从去年的两部热播电视剧《士兵突击》与《奋斗》中看出蛛丝马迹，前者是底层青年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寻找自己位置的“白日梦”，一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即不抛弃理想，不放弃战友，也就是要坚守一种基本的道德底线，不能为了胜利的结果而不择手段，后者则是资产阶级之子的没有奋斗的奋斗史，子一代或许不需要金钱所标明的成功，但需要的是核心家庭的圆满和朋友的友谊，这两部戏所召唤的主体恰恰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如果说80后的主体位置中残存了一些社会主义文化的遗产，那么这点遗产能否发挥出一定的政治能量呢？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于80后的爱国情、中国心来说，尤其是海外80后护卫圣火的积极反映，应该与抗震救灾中的爱国热情区分开，似乎它们之间具有不同的动员逻辑，前者在西方媒体中还处在许多冷战想象，也就是中国作为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似乎必然会镇压ZD，但是海外80后或华人对于中国认同，却很难说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而只是对中国的认同，而在抗震救灾中，中国延续了在ZD中所使用的受害者的身份，只是比3.14，地震更强化这种受害者的身份，因此，西方媒体不但没有指责中国，反而被中国把生命作为一切的高度有效有力的救灾而感动，从这里，可以看出冷战逻辑究竟是多么的策略性。而从中国内部来说，这种去社会主义的努力使清晰可见的，GCD在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中国也变成一个纯粹的国家（国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而不再是人民所有的企业，革命博物馆变成国家博物馆），总之，50-70年代的国族叙述可以顺畅的被挪到当下的叙述，或许社会主义的遗产也只剩下国族叙述的使用了，而这种国族身份恰恰是全球化时代的最重要的身份政治，这种爱国情与中国心已经没有了或者说成功地去除了冷战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就是社会主义的色彩，而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或者说中性的“国家”概念（这一点左派和右派都在强化这种认识，左派认为50-70年代就是国家/民族的强大，右派从负面的角度把国家作为个人的压制性力量，可是当下的抗争救灾，成功地收编了左右两派的叙述，一方面是爱国主义、中国加油，另一方面是生命、人的价值得到从未有过的高扬，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30年可以说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完成了某种有效的整合），在这一点上，美国与中国没有本质差别，这种80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更类似于美国式的建立在个人（英雄）主义基础上的爱国主义，从这里，也可以呼应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产阶级价值观，80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未来的城市里的准中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