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奉献”及其霸权效应
关于这次抗震救灾，媒体与国家如此亲密无间的合作，可以说，达到了非常成功和有效的动员效果，尤其是大型晚会“爱的奉献”，把这次“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情感动员推向高潮，从最高国家领导人把人的生命放在最高位置，到一次次地出现生命的奇迹，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无数次地经历着悲喜交加的情感洗礼。“人间自有真情在”、“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明天更美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只要人在，就不怕没有希望”，国家领导人、解放军、医疗队、媒体人、国际救援队，还有无数的企业、个人捐出善款，似乎一切都无需动员，我们看到了人们的自觉和自发，并且这种自觉不仅仅在国内，“全世界”都以直接或间接捐助的方式参与到对灾民的关爱和救助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各级各种国家机器运行的如此流畅，另一方面感觉到“企业家”、“普通市民”如此之高的自觉捐献的热情，似乎一切都是这么自然，这么恰当。但是，似乎除了爱的话语，也说出其他的东西，在这里，或许不在于爱的话语的空洞性，而在于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话语是如此的具有霸权性。从国家领导人的以人为本，到普通个人的献出爱心的道德自律。如果稍微拉开历史的纵深，回到新时期初期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的争论还被作为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志，那么30年之后，这种话语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唯一具有整合力的话语。在这种“爱的奉献”的感人画面中，救助者是如此的尽心尽力、无私奉献，被救助者是如此自觉地说出“谢谢”、“感谢”，就连90年代以来不断地借助冷战想象来制造人权话题来指责中国的西方媒体（尤其是发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时候），也几乎找不出任何质疑GCD政权的空间，不久之前因西藏问题而出现的反华大合唱瞬间瓦解，与海华华人护卫圣火的悲壮不同，日本、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以至于产生了“全世界联合起来”的幻觉（当然不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可以说，借助这次救灾，国内变得空前和谐，国际环境也暂时逾越了冷战想象，感觉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世界”竟然会如此美好？
如此惨痛的地震，也为亲历或间接借助媒体见证人们打开了一扇参与“历史”的机遇，似乎我应该做什么，如何做？是历史的每一次危机时刻都召唤个人做出回答的时刻。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了志愿者或民间社会的力量和作用，民众自发的救助是如此“强大”和自觉。这次救灾的动员效应绝不仅仅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宣传，而是以城市市民或说中产阶层的自觉的慷慨解囊，一种以人道主义为主体的道德自律如此自觉地被调动起来，不由地感叹中国市民社会的强大（只是90年代初期对民间社会的讨论所携带的那种民间对抗政府的批判色彩在这次灾情中被有效而合法地转化为民间社会与政府密切合作），如果说超女比赛通过“拇指民主”实践的民间社会的想象，那么这次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中产阶级市民的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这种道德感并非此时此刻才被焕发出来的，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在媒体上不断地看到一种救助热情，尤其是救助弱势群体，不要说贫困大学生了，被广泛报道的是对残障人士的救助（一种因生理原因而成为社会弱势，而不是社会原因的弱势，而地震作为自然灾害，也更容易整合进人道主义的话语，因为没有“社会”责任），而一个有趣的争论是某捐赠者指责被救助的大学生没有合理使用捐款读书而去创业的争论，从这里可以看出，被捐助者应该有“自觉”地向捐赠者感恩的意识，似乎和谐社会的和谐之处，在于献出自己的爱心，去帮助应该帮助的人。而关于这次救灾捐款，在网络上讨论最多的是那些企业捐了多少钱，那些企业没有捐钱，在这里富而有礼获得最佳的体现，对于那些没有捐款或捐款较少的知名企业家的指责（如王石），则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为富不仁，那么，在不断增长的捐款数额里面，是不是为富仁就获得了道德正义性呢？或者说在这种以金钱为唯一指标的人道主义救助中，阶级的问题如何被处理呢？再进一步说，这种社会救助的大合唱似乎要有效地面对和解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急剧分化的阶级事实，以缓和阶级矛盾，也就是说，有困难、穷一点不可怕，社会、有良知的人们会“解救我们的”，富不富不是问题的关键（2000年前后围绕着资本家入党的问题而展开的争论），问题被转移为富要救助社会，富要帮助别人，否则就是不道德，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下的社会共识，当然，从王石的道歉、家乐福的积极捐款中可以看出，网民或消费者作为消费主体的“力量”（作为房地产和家乐福的消费对象的显然是城市中产阶层或市民，这些市场逻辑内部的“上帝”是不能得罪的）。
在这里，似乎可以看出“爱的奉献”这样一个短语的有趣之处。如果联系90年代中期出现的“分享艰难”这样一个短语巧妙的回避了“谁”分享“谁的”艰难的主体与客体的问题（人民主动分享国家的艰难），那么“爱的奉献”也是如此，谁的爱奉献给谁，如果说后者是灾民，那么前者是谁？似乎是你，是我，是我们大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而爱的奉献恰恰要空出这样一个主体位置等着你、我来由衷地填充，而很少有人把自己放置在被救助者的位置上，这就很有趣了，人人都是奉献者，这里的人人真的是人人吗？这种中产阶级道德依然是有边界的，我们从电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有的献爱心的人都是城市市民，农村/农民依然在这种市民空间想象之外（也就是在市场所划定的边界之外），或许他们只能出现在被奉献的位置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不说，爱的奉献是如何抚慰或满足了我们作为中产阶级主体或准主体的良心和道德感。
而在这次救灾中，没有经历过大历史而经常被长辈指责为缺乏历史感的80后终于有机会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之中，不仅在众多志愿者的队伍有80后的身影，而且在解放军、医疗队中也有许多80后身先士卒，似乎在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环境中长大的80后有机会建立一种个人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的纽带。这种纽带在80年代通过对左翼文化的批判，就不说知识分子了，个人已经很难有效地建立自己与政治、社会、国家之间的连接，当然，80年代的个人（知识分子）对社会还有某种参与感，90年代这种参与感或者会所可能性已经消失了（志愿者也恰恰出现在90年代初期）。这种积极参与式的主体位置的丧失，很大程度上，与对50-70年代的革命文化的无效或拒绝有关，或者说个人对政治的责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告别革命的后冷战的语境中，个人如何参与就成了一个问题？远得不说，就说七八十年代之交，知识分子的那种参与政治、心系国家的主体位置，多少有些知识分子的自恋，但不管怎么说，80年代还保有50-70年代政治文化的遗产，而这种遗产在80后这里或者说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