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校倒塌”的责问、公民社会的想象及批判的尴尬
抗震救灾进入灾后重建的阶段，不幸地是，地震带来的次生灾害依然牵挂着电视机前、电脑前的观众、网民或者说“公众”的脆弱而又充满良知的“心”，电视媒体虽然已经由24小时滚动播出（其实只有中央电视台播出，其他台都是转播）回复正常，但是堰塞湖危机、直升机遇险依然拖着媒体很难为两个月后的又一大事件08奥运进行必要的“预热”，福娃的喜庆已经被雪灾以来的灾害彻底冲淡，媒体如何调整策略，让人拭目以待。陆陆续续地从各种非即时性的媒体如南方周末、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中看到对地震的“深入”评价，其中，关于灾后重建或者说追究地震责任的话题似乎没有例外地投向了地震中倒塌的诸多学校以及如何领养孤儿身上（为什么就没有媒体去关心关心老人呢？天真、无知的儿童或许是最适合充当抚慰中产阶级良知的素材吧，正如那些让人潸然泪下的伊朗电影——《小鞋子》、《天堂的孩子》及其中国副本《一个都不能少》，当然，又恰逢六一儿童节）。关于“学校倒塌”的责问，我想从六一节前凤凰台的《一虎一席谈：他们为何让我们如此感动（下）》（这期的标题很有趣，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问题的关键在于观众显然不会把自己放在“他们”里面，而是只认同于“我们”）说起。
这期节目的前半段，是围绕着体育评论员李承鹏亲眼看到北川中学的废墟而引发的对于学校建筑质量的质疑，他还提供了某个没有倒塌的灾区中学与某国有公司监工的格外用心的质量监督有关，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地质大学的女学生似乎要强调灾区的地质险要的原因而受到李承鹏和新浪绿丝带的组织者的责问，也就是说，大多数现场的观众及嘉宾更认同于学校的倒塌是“人祸”，而不是“天灾”，尽管这种有点与官方媒体不太协调的论调被主持人试图扭转为下一步应该如何建设学校的问题而不是要对过去地震进行问责的问题，但是，新浪绿丝带的组织者举出了70年代的建筑没有倒，90年代兴建的商品房却出现了裂缝来指责包括学校在内的新建的楼房存在着质量问题（李承鹏也举出70末的仿苏的楼没有倒，90年代新修的楼却倒塌的“亲眼所见”来驳斥地质险要并不能决定楼房的倒塌与否），并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对于7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代的评价之上。在这里，最初关于学校倒塌的问题已经发生了转移，无论是凤凰台的片花，还是李承鹏最初的发言，都是集中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建筑为什么会倒塌，也就是说在公共建筑与商业建筑之间存在着对比，而新浪绿丝带的组织者却把这个问题转移为对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市场化之后的中国的对比之中，这也就把前一个问题中所需要问责的诸如官员腐败、建筑公司为了牟利而偷工减料的问题，转移为了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后带来的负面效应。简单地说，这是两种对当下抗震救灾反思的主要思路，再简单地说，前者偏右，后者偏左，有趣的问题在于，这种左右的论述，却“并肩作战”，和谐地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这或许是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以来出现的新情况。
这种“转移”似乎很顺畅，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具体地说，前者的逻辑，在地震刚刚发生之初，就成为国内被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言的重心，言外之意，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倒塌背后有官员腐败、施工单位“豆腐渣工程”之嫌（毕竟还没有看到任何权威或官方的调查报告出来）。这种论述，在一次又一次矿难等特大安全事故中成为“陈词滥调”，说到底，是人治的结果（权力滥用），因此，这种批判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法治，或者说制度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监督权力），而官僚体制往往是这种论述打击的靶心（有趣的是，作为官僚的英文词bureaucracy，也可以被翻译成科层制，也就是说官僚既可以被作为一种人治，也可以作为一种非人化的科层式的管理方式，官僚/科层制在不同的意义上被作为异化的两种方式，恰如中国自宋代以来发达的官僚体制一方面被认为罪恶的专制统治的帮凶，另一方面又被看成是近代西方所向往的现代官僚制度的榜样——区别于西方的贵族制），只是这里的潜台词是，官僚体制=政府=社会主义官僚制度（对苏联式的现代官僚制度的反对，恰恰也是发动文革的诸多动因或目的之一，而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在政治层面恰恰是对现代官僚制度的重新认可和倚重），所以，朱大可的文章《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的论述“本次地震暴露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城市新建筑浪潮和新农村建设中的‘豆腐渣效应’，它遍及整个中国，而学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发了悲剧的根源：杀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摇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贪官污吏”以及朱学勤的“天谴论”背后对人祸的问责基本上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