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着一辆黄色的垃圾运输车，记者来到了离市中心不远的一处垃圾回收中心，偌大的垃圾中心被分隔成为25个不同的区域中心，不同的颜色——红、黄和绿色，标志着这里放置了对环境有害程度不同的废旧垃圾。
离开回收中心之后，不同的垃圾又被按照对环境影响和再利用的程度由高到低分为预防、再使用、物质再生、能源转化、掩埋五个层次。以能源转化为例，瑞典事实上是欧盟中垃圾焚烧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一半的垃圾进入了焚烧炉，产生的热量再被充分利用。以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为例，全市约有1/2的暖气供应来自垃圾焚烧产生的余热。
而在中国，同样的垃圾焚烧却因可能释放二恶英等污染物质而饱受民众诟病。究其原因之一，或许就是那些街角五颜六色的垃圾罐。
环境学者早已指出，垃圾焚烧产生二恶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而垃圾当中的那些未经分离出来的塑料袋等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恶英的“罪魁祸首”。
我国目前垃圾回收的现状是居民没有分类意识，即使进行了简单的分类，由于政府缺乏科学有效的分类体系，大部分“干湿”垃圾仍被混合在一起。明明可以作为肥料甚至产生更大经济价值的垃圾例如废弃包装，就被送进填埋场或焚烧炉，成为了环境的杀手。
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以个体户、清洁工以及拾荒者为主的“拾荒”大军，构成了中国垃圾回收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但他们缺乏有效管理和分拣知识的培训，无法在回收前端充分奠定分类基础。
由于缺乏对许多垃圾再回收价值的认识，拾荒者仍然会青睐硬纸板、塑料瓶等传统回收物品。而在欧洲，无菌纸包装从进入垃圾桶开始，就踏上了良性的循环再利用道路。
这仅仅是中国垃圾问题的一个缩影:有效垃圾管理体系的缺失，包括源头减量到科学分类，都是如今垃圾焚烧面临指责的症结所在。
对垃圾焚烧依赖程度最高的日本，曾经对此深有体会。2000年，名古屋经历了一场“垃圾危机”，由于垃圾多到超出了焚烧炉的承载量，名古屋开始转变垃圾管理思路——将管理的重点从后端的填埋和焚烧转向源头的控制和分类管理。
结果证明:与1998年相比，名古屋当地的垃圾减少了32%，而整个日本在各种垃圾减量法规的实施下，“焚烧大国”的垃圾焚烧厂已经由最高峰时期的6000多座，减少至2008年的1800座。
欧州目前较通行的做法是建立一个与政府垃圾处理系统同时并存的回收利用系统。德国制定了一套“绿点”系统，以独特的收费结构形成对制造商减少产品包装数量以及使用环保包装产品的激励，这套体系目前在欧洲22个国家通行。
对中国借鉴意义更强的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将治理重点放在了拾荒者身上——由政府主导成立非营利组织将拾荒者作为一个个独立的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并提供优惠政策和免费场地。这一模式在成功解决了垃圾分类问题的同时，还为巴西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责任编辑：sealion1986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