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此难题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科技进步，使模糊的工程质量能变得清晰；二是加强承包商的素质管理与招投标管理，让好的承包商拿到标；三是设计最优契约，让承包商与开发商的利益一致起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让承包商有提高工程质量的内在动力。只有开发商对工程质量有充分的关注，这样才能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之后清除质量隐患。实际建设市场中的开发商是一个复杂群体，虽然开发商都是经济人，以追求效用最大为目的，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与工程质量的关联程度的不一致，导致他们对工程质量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法规旨在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必要的，不能让步。根据投资目的与工程质量的关联程度，开发商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开发商投资工程并直接从工程的使用中获得回报，如自建厂房，通过对厂房的使用回收投资，获得利润。第二类开发商投资工程后通过出售，间接来获得投资回报，如房地产开发商。第三类开发商投资工程并不要求经济回报，主要是政府投资工程。
第一类开发商对工程质量的关注程度是最高的，因为工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它使用工程的效果，也就是关系到他自己的投资回报，也就是说，业主的投资所追求的目标与提高工程质量之间的关联度极高，高质量才意味高回报。因此，对于这类开发商，不必担心他们会发生很多损害工程质量的违规行为，法律法规和行政监督不应该把它们作为重点对象。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市场主体的经济成份十分复杂，要清晰地界定出第一类开发商是困难的。而且，对于第一类开发商来说，要使他们对工程质量有较高关注，还必须清晰界定产权。产权不明晰，既使由第一类开发商投资，他也不会有长远的打算，此时，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尽快的收回投资，对工程质量自然不会十分关心。对此，帮助第一类开发商治理它所处的大环境，对他们提供多一些帮助和服务是促使工程质量提高的重要途径。
第二类开发商是较为特殊的一类开发商，相对于承包商来说，他们是工程的采购者，是开发商。而对于真正的置业者，他又成为服务商，最终的开发商是置业者。第二类开发商是一类过渡性的开发商，最终开发商对工程质量的驱动力必须经过第二类开发商传递到市场，第二类开发商因而具有开发商与服务商的两面性。前文提及的外因条件适用于开发商与承包商之间的关系，而当开发商面对置业者时，开发商的位置正好反过来，他成为工程质量信息相对较为充分的拥有者，他处于信息优势。由前文的分析可知，在不平衡的信息分布的博弈者之间，工程质量便具有了外部性。置业者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劣势明显，特别是对于质量信息的占有，而且很难改变这种不利地位，获得与开发商对等的信息，因而最终置业者对开发商的驱动力减弱。对开发商来说，工程质量与其投资目的之间的关联性也随着最终置业者驱动力的减弱而变弱，于是，开发商可以大胆地发包给报价最低或其喜欢的承包商，建设过程也不必太操心，最终工程质量虽无法保证，但也能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甚至欺诈达到盈利目的。因此对第二类开发商不仅要帮助，更要监督。从宏观上强化市场准入和行业竞争，加大政府监管，在事前减少质量隐患发生的概率，同时，加强立法，强化开发商的质量法定责任，如售后质量保险责任，减少开发商利用签订合同搞合同欺诈的机会，并且通过宣传教育，让置业者充分认识到律师在合同签订中的作用。律师的介入一方面可减少合同纠纷，更重要的是可以很好的督促开发商重视工程质量。
第三类开发商是作为投资者的政府开发商，代表了公众的利益，从整体上来看，对工程质量是有较高关注的。但由于投资体制、部门利益、监督机制等的影响，代表政府作为开发商的部门机构或个人，其利益与整个政府的利益可能不一致，有权指手划脚的太多，能真正负责的太少，在建设过程的各个阶段，各部门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纠缠不清，一旦出现质量问题，相互推诿，行政资源浪费严重，责任难以落实。较突出的表现在投资、建设、管理、使用混为一谈，各自以己方利益出发，工程质量责任的缺位与错位十分突出，工程质量难以保证。当务之急就是要充分协调好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各环节多部门的利益。通过责、权、利的调整，特别是合理强化各部门及相关个人的质量责任，使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各环节适度的、合理的相分离，形成相互监督制衡的良好局面。打破目前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各级政府自己管自己的不合理的政府工程管理模式。同时，对于适应市场化运作项目则坚决推向市场，减少行政资源的负担。对不适应市场化运作的政府工程，可借鉴深圳、上海等地的经验，建立集中统一、专业高效的政府工程管理制度，提高投资的效益与工程质量。
当然，也可能同一个开发商同时属于几类不同类型的开发商，这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政府监督管理与质量检测的行为 1.从投资的绝对数额上看，地产投资占大头，其中以政府牵头的投资为主，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没有任何主体的投资额能与政府投资相提并论，据统计，200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32917.7亿元，其中来自国有经济组织的投资为16504.4亿元，占总投资额的51.38％。抓住了它也就抓住了一半以上的建设工程质量，抓住了主要矛盾；
2.加强对投资的监管符合国家政策。政府对建设工程质量负有一定的监督管理的责任，但过多的介入往往会对市场造成过大的冲击，有悖于市场经济原则，易于造成市场混乱，也不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精神。但对于政府投资工程，政府是投资商，是业主，业主在法律框架下管理自己的工程项目是有法有据，也符合国家政策的。
3.有利于增强市场活力。过度的监管在保持市场秩序的同时也部分地扼杀了市场的创造力，不利于提高市场活力，长远看，也不利于工程质量的提高。强化对政府投资工程的管理，相对弱化对其他业主的管理，既有利于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让其他业主能够在更大的空间中发挥其能动性，又能保持市场的稳定，因为毕竟政府业主才是市场的主导力量。
4.具有榜样效应。若对政府投资工程的监管方法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那别的业主也会乐于效仿，把政府投资过程的管理方法视为榜样，于是带动别的业主乃至整个工程建设市场良性有序发展。若其他业主有更好的方法，政府业主也可以效仿。
5.是三个代表的要求。政府投资工程投入的是人民的钱，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没有理由不抓好工程质量，这符合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随着国家基本建设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工程质量监督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工程质量监督领域实现了有法可依，依法执监。同时，伴随着《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国家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监督管理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政府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步入了依法执监的快车道。同时，十几年来形成的基础、主体、竣工三部到位等级核定与巡回抽查相结合的工程质量监督运行方式，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也出现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
社会过多依赖工程质量监督核验，客观上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视为了工程质量的责任者。工程质量“谁核定，谁负责”，政府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变相成为工程质量的责任者，而直接参加工程建设的各方责任主体，反而“袖手旁观”，进而颠倒了市场经济活动中产品的制造者以产品直接负责的规律，而质量监督机构的行为是政府授权的，质量监督是政府管理行为的延伸，政府同样也成为工程质量的责任者。客观上造成了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现行三部到位等级核定的工程质量监督运行方式的矛盾与不和谐。单一的实物质量监督，无法实现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建设参与各方质量行为的全面监控。
建筑工程工期长、多专业、多工种和材料设备多品种的特点，决定了传统单一的实物质量监督方式已远远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单纯依赖质量监督机构的几次到位。施工几百天，“判断”一阵子，难免使监督的全面性受到约束，造成无法对工程质量进行全面准确的核验、评定和有效控制。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现有素质，尚不能保证政府监督的有效性。
政府工程质量监督经过近20年的发展，监督机构的人员素质、设备、监督理论和经验乃至权威性虽然取得了质的变化，但一些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人员素质不高、设备相对滞后以及自我廉政、勤政约束机构不健全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这些势必影响工程质量的监督力度和深度，直接削弱了政府监督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亟待改进和完善。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以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根据工程质量不断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工程普遍实行监理的情况下，针对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角色和职能的变化，积极探索新的思路和理念，深化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改革，健全执法运行机制，建立工程质量管理与监督的新模式。
建立健全工程质量监督告知制度，提高监督执法的透明度，使工程质量监督真正成为“阳光监督”。工程建设各方从建设工程活动一开始，就应享有知情权，了解监督工作的方式、方法、内容和手段，以便充分调动工程建设、监理和施工等受监单位自查自纠、自我约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觉规范质量行为，减少和避免质量事故的发生。
建立集体监督机制，保证执法监督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深化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改革，提高工程质量监督力度的重要手段是加强监督执法。应改变现有的监督方法，建立集体监督机制，一个专业配备两名以上监督人员，并规定要持证上岗。在日常工程质量监督和调查违法行为过程中，推行“一人为私，两人为公”的执法理念。同时规定不同级别的监督文书分别由各科室的监督人员、科长以及站领导按权限范围签发，保证执法检查和处罚的严肃性和准确性。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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