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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莱文化”①就是犹太文化，是犹太民族的祖先希伯莱人在吸纳上古东西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体现本民族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体系。希伯莱人在历史上不断遭受外族压迫，甚至丧失国土，但始终自觉地、顽强地保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纽带，不仅维系了民族的存在，保持了民族的个性，甚至在散居两千多年后，重建民族国家以色列，复活民族语言希伯莱语，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希伯莱文化不仅对本民族，而且对世界上其他民族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集希伯莱文化之大成的《圣经》被广泛传播，深深地渗透到东西南北各个民族文化中，在世界文化中处于独特的重要地位。
一、希伯莱人的独特经历与文化的起源
“阿拉伯半岛可能是闪族的摇篮，闪族在这个地方成长以后，迁移到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后来就成为历史上的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和希伯莱人。”[1]（p．38）可见，希伯莱人的历史大约始于阿拉伯半岛南部沙漠腹地。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亚伯拉罕②率领希伯莱各部落迁移到了两河流觬，当地先进文化的潜移默化，使希伯莱人受益匪浅。后来，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又率领他们从乌尔出发，沿幼发拉底河北上，西迁到约旦河西的迦南③地区。由于他们来自远方，穿越沙漠又渡过幼发拉底河和约旦河，因此当地人称他们为“哈比鲁人”（Habiru），意思是从大河那边来的人。关于这个名称的来源，最早见于公元前14世纪埃及的阿马那泥板上的“Habiru”，后来以一音之转而成为希伯莱人（Hebrex）。又据犹太教《圣经》记载：雅各曾在夜间与天使角力至天亮，于是被赐名为“以色列”④。雅各的12个儿子即为以色列的12支部族，他们都自称“以色列人”。据说挪亚⑤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但这些部落和民族，“就其族类起源来说，是出自一个祖先的”[2]（p．4），这使希伯莱人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初到迦南地区的希伯莱人，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据传为了防止被强盛的迦南人征服，亚伯拉罕借助宗教的力量团结民众。他宣称耶和华是万能之神，希伯莱人则是耶和华的选民，迦南就是耶和华应许给他们的永久居住地。这样亚伯拉罕创立了信奉耶和华为惟一神主的一神教。
（①文化：文化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世界上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故对“希伯莱文化”这一概念的阐述，只是本人的理解而已。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年版）一文中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②亚伯拉罕：意为“众民之祖”，希伯莱人的祖先，被视为先知。
③迦南：今巴勒斯坦地区。
④以色列：Israel, Yisrael,意为与神摔跤者。
⑤挪亚：《圣经·创世纪》记载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后，到挪亚时代，强暴和腐败四处蔓延，世纪初创时的和谐将被彻底破坏。上帝不得不带来洪水泛滥的灾难，并变乱语言且使各民族分散而居。但上帝的意图不是惩罚而是救赎，使人类幡然悔悟，脱离罪恶，因而他让挪亚造方舟躲避大洪水，为人类传宗接代并树立楷模。
⑥摩西：希伯莱人心目中的英雄，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宗教领袖。传说他带领希伯莱人摆脱埃及统治者的奴役，返回巴勒斯坦，期间颁布“十诫”。）
后来，迦南地区发生灾荒，希伯莱人南下进入尼流河三角洲。他们在埃及大约居住了四百多年，遭受埃及法老的剥削与奴役，不堪忍受奴役的希伯莱人在摩西⑥率领下渡过红海，进入西奈沙漠，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返回迦南。摩西为了把各部落集结起来确立道德规范，颁布了“十诫”，标志着犹太律法从此产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宗教体制，规定了宗教信条仪式，形成了犹太教的雏形。约公元前13世纪，希伯莱人逐渐征服迦南人和其他土著居民，从游牧转入定居。同时北方形成“以色列”部落联盟，南方形成犹太部落联盟，进入了希伯莱历史上的“士师时代”①。
公元前11世纪，大卫征服各部落，建立统一的王国，定都耶路撒冷②，又称大卫城。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在位期间，国势空前强盛，文化繁荣。耶路撒冷成为希伯莱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大卫被视为民族英雄和开山祖。所罗门则是第一个继位的以色列国王，他在位时最大的功绩是在耶路撒冷筑城并在锡安山上为耶和华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大圣殿。所罗门死后，王国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太。在地理和文化素质方面，犹太地处南方高原，交通不便，与外界接触少，社会风气保守；北方的以色列则地势多变，交通相对便利，与外界接触频繁，社会风气也较开放。两国相互攻战，势力渐微，先后于公元前721年和公元前586年被亚述和新巴比伦所灭。犹太国的上层、贵族、工匠、宗教祭司等被押解到巴比伦，他们被当作囚徒和奴隶在那里渡过50年，历史上称为“巴比伦之囚”。此后，希伯莱人流落各地，开始被称为犹太人（Jexs），意即犹太亡国的遗民。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统治时，希伯莱人得到允许返回由波斯人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波斯灭亡后O伯莱人受马其顿王国的控制，随后又受控于马其顿王国分裂所形成的埃及托勒密王朝和叙利亚塞琉古王国。“马加比起义”后曾获得一百年的独立。此后便落入罗马人统治之下，期间屡次举行武装起义，公元135年最后一场斗争失败，希伯莱人被大批地屠杀和流放，彻底失去独立。至此希伯莱人几乎全部成为“犹太人”，开始了漫长的“大流散”③。一般来说，“希伯莱人”的历史由此结束从而转入“犹太人”的历史。就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希伯莱不但未被异族压垮或同化。相反却造就了独特的希伯莱文化，《圣经》就是在这漫长而坎坷的岁月中基本定型的。《圣经》是希伯莱文化的集中体现，希伯莱人编的《圣经》共有39卷，计929章，分为律法、先知、文集三大组成部分。其中的律法部分以神学、宗教的形式，记述描绘了律法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比较详细地记载律法条文，“是一部著名的奴隶制时期的成文法典”[3]（p．1）；先知部分以神的语言形式，表达希伯莱人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见解，为民族振兴而发出的号召；文集部分则是充满了希伯莱人智慧的哲理性诗集和赞美的颂诗，是他们对自身生存价值和生存空间的思索。可见，希伯莱文化与民族的历史和宗教信仰是紧密相联的。
（①士师：希伯莱语“Shophetim”．意为“拯救者”、“复仇者”。希伯莱部落联盟的首领，被尊称为先知、统率和救世主。
②耶路撒冷：此城扼巴勒斯坦地区南北交通的要道，三面环谷，形势险要，大卫统一王国前尚在迦南民族耶布斯人的控制下，不属于以色列任何支派，易于被南北双方共同接受，成为连接各支派的中心和纽带。
③大流散：西方史学界用来称谓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进而散居世界各地，这样一段历史的一个专有名词。）
二、希伯莱文化超凡的兼容性
由于O伯莱人长期生活在三大洲交汇之地，位于东西方两大古老文明之间，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得以广泛吸纳古埃及、古巴比伦、亚述、古希腊等四邻文化，从而具有超凡的兼容性。正如阿巴·埃班所说：“在古代，这里是往来辐j之所。整个的民族、军队、游牧部落、商人和商队都在这里川流而过。在当时和后来，肥沃的新月不仅是买卖商品的市场，而且也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地方。在这里，一些主张和观点经过加工提炼又以新的形式得到了广泛传播。”[4]（p．5）同时，O伯莱人在长期的迁徙中与异族大量通婚，混杂了各民族的血统。
在语言文字方面。希伯莱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属于闪米特语的一支。希伯莱人移居迦南后，受当地通行的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巴比伦语和邻近的腓尼基语的影响；在埃及的几百年又受埃及语言的熏陶，定居迦南后综合各种语言的优势，主要借鉴腓尼基语形成了希伯莱语。希伯莱书面语的许多词汇又借用自阿拉米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波斯语，“在几个世纪中，阿拉米语可能对希伯莱语的影响最大”[5].希伯莱文字的产生则与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迦南的腓尼基文字体系都有关系。“从公元前二千年后半期巴勒斯坦出现了文字，迦南人大部分使用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或埃及语和象形文字，但是他们也知道适合于迦南语的腓尼基文字体系，在巴勒斯坦境内通行的还有所谓西奈文字，可能是腓尼基字母的原则”[6]（p．543），而腓尼基文字的二十二个字母是在埃及二十四个象形音符的基础上创造的。希伯莱文字与腓尼基文一样，由22个辅音字母组成，一律从右至左书写。可见，希伯莱人主要参考了腓尼基的拼音文字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字。
在文学艺术方面。希伯莱人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把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谚语等笔录下来，进而把自己民族的一神教教规、教律以及民族发展斗争的历史记录下来，并创造出他们独有的“先知文学”和“启示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朵奇葩。《圣经》中文学作品除了一部分是单调、重复的历史记载外，大多数作品，无论是战歌、预言、爱情诗，还是戏剧，都富有韵律、形象和激情。但是如果我们探究一下希伯莱文学的源头，就会发现他们的许多灵感来自于周围的各民族文化。它们经过希伯莱人的提炼、深化，更富光彩。如希伯莱人在宗教仪式上唱的赞美歌即圣歌，与古巴比伦的同类作品非常接近；《箴言》的有关内容则与古埃及箴言有相似之处；希伯莱神话中关于天地开辟、伊甸乐园、洪水方舟等故事，与苏美尔巴比伦神话以及民间传说有内在联系。古巴比伦关于洪水方舟的神话见于世界上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的第十一块泥版上。希伯莱文学的爱情诗中，最优美的当属《雅歌》，即所罗门的歌，其主题很有可能是来自往昔迦南人赞美繁殖女神拉密热烈爱恋其情人的一首春天的歌。被认为体现希伯莱文学才智最高成就的《约伯记》，是由内容相似的巴比伦作品改编而成，同时沾染了希腊意识，经希伯莱人润色，使之富有更为深刻的哲理性。
在风俗习惯方面。古埃及对希伯莱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在希伯莱人南入埃及的几百年时间里，他们更是吮吸了大量悠久丰富的埃及文明之水”[7].如《圣经》中将动物分为“洁净”和“不洁”两类，猪被归入“不洁”之列，因此希伯莱人一般禁食猪肉，这种习俗是他们从埃及人那里沿袭过来的。古埃及人相信一种神话传说，即鬼神“塞特”最讨厌毛猪的形象，因此古埃及人拒绝同世界上其他食猪肉的民族握手、亲吻或使用他们的餐具。为了避免埃及人的厌恶和敌视，南下进入埃及的希伯莱人也“入乡随俗”，不食猪肉，进而养成自己的民族习俗。希伯莱人的有些名字也被埃及化，据弗洛伊德研究，“摩西”这一名字是从古埃及语中派生出来的，意即“男孩子”。在许多古埃及人的名字中有“摩西”这个字眼。如“阿蒙·摩西”，意即“阿蒙神赐的男孩”，“比塔·摩西”意即“比塔神赐的男孩”。
在宗教信仰方面。希伯莱人系统的一神教的诞生受到了埃及人的宗教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埃及十八王朝法老阿蒙荷太普四世的宗教革新思想的影响。阿蒙荷太普四世希望能建立起独尊一神的宗教，因而废止了全国的多神崇拜，另立新神阿吞神，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埃赫那吞，意为阿吞神的侍奉者。这种一神教的思想被希伯莱人所吸收并加以实现。当然从时代需要角度来考察的话，希伯莱人一神教的诞生首先要得力于西亚、北非地区专制奴隶制度的迅速发展。当时在巴比伦、埃及等古国已经出现了国家及其最高统治者。专制君主的最高权威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单一主神的产生。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8]（p．65）后希伯莱人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又进行改革。“除了吸收巴比伦文化的一些材料外，他们还向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①那里拿来了许多东西”[9].如，来世的观念、二元论的思想、末日审判、天堂地狱等，希伯莱教中上帝与撒旦的对立可能受到该教的影响。希伯莱人在返回巴勒斯坦后，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并仿效波斯教祭司的教制，形成了以学士为主体的祭司阶层，成为希伯莱宗教史上最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实体。
希伯莱文化的兼容性还体现在希伯莱律法“摩西十诫”，其内容包括：“一、除我之外不许有别的神。二、不可崇拜任何偶像。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四、安息日。五、孝敬父母。六、不可杀人。七、不可奸淫。八、不可偷盗。九、不可作假证陷害人。十、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及其一切财物。”[10]这些戒律后来经过历代帝王、祭司的编订、扩充从而发展成为希伯莱人的法律体系。它在形成的过程中，吸收了埃及、亚述、波斯等律法中许多养料。如，公元前21世纪的《鸟尔纳姆法典》和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其中受汉谟拉比法典的影响最大。正如威廉·兰格所言：古代两河流域“创造了一个神话与文学、政体、艺术以及科学的文明世界，支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直到古代东方世界的崩溃，最后把一份法律和宗教传统的遗产留给了以色列”[11]（p．46）。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希伯莱人融合了当地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律法规范，使其成为中东文明的集大成者。由此而创造的O伯莱文化其兼容性无可怀疑。因此在O腊化时期，尽管“二希文化”①的差异极大，最终还是能够走向融合。
（①“二希文化”：“希伯莱文化”和“希腊文化”。
②希腊化时代：从亚历山大东征后，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马其顿为止的这一时期。由于希腊的古典文化影响普及整个中东，因而被学者称为“希腊化时期”。事实上当时的文化影响是双向的，即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③弥赛亚：希腊文称“基督”———救世主。）
三、希伯莱文化强劲的辐射力
希伯莱文化对东西方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希伯莱文化经过“希腊化”运动，二希相互冲击、交流、融合的结果，产生了基督教新文化。希伯莱文化也随着基督教而成了欧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东的阿拉伯民族大量吸收希伯莱文化而创造性地发展成穆斯林文化。因此，即使是西方的历史学家在谈到希伯莱文化时，也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以色列人的遗产，过去两千年中的几乎每一支西方文明都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12]（p．117）。
希伯莱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在希腊化时期，希伯莱的词语和概念大量进入希腊文本。例如，希腊的星期名称，至今仍沿用希伯莱习惯，星期日为第一日，星期一为第二日，星期五为“准备日”，星期六是“安息日”。而且希伯莱人在“希腊化时代”②直接参与了希腊文化的创造，亚历山大城是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的融合，使得西方文化的两大源流之间的联合更为密切。布尔德威的《哲学词典》中说：“东西文化在亚历山大城接触以后，罗马、希腊、叙利亚在学术、文化、宗教方面的思想，和东方的一切混为一体，而东西方之所以能混合的原因在于：一、犹太人深受希腊学术思想的影响，常想把西方的思想输入在自己的宗教信仰里面；二、受希腊哲学影响的思想家，常想把东方的宗教思想糅合在自己的哲学思想里面。”
基督教可以说是希腊化了的希伯莱文化。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在希伯莱人中开始产生和传播“弥赛亚”③———救世主的信仰。意思是说希伯莱人中将要出现一个像古代大卫王那样的民族救世主，实现“上帝的国”。弥赛亚诞生之时，大地丰饶，蜜奶酒会像水一样流淌。耶稣基督就是顺应这种预言出来担当弥赛亚任务的角色。到公元1世纪，从犹太教内部分裂出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破中有立，一个新的教义系统建立起来，这就是基督教”[13]（p．237）。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吸取了宇宙起源论、《十诫》和很大一部分神学，而且希伯莱人的《圣经》更是被基督教全盘接受，称为《旧约全书》，将它视为基督降世前的预言。基督降临后的《圣经》称作《新约全书》，它完成“旧约”的预言，其中继承了摩西所传的诫谕，着重强调“摩西十诫”中有关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部分。新宗教在创立初期遭到官方的迫害，但仍稳步发展。公元313年，基督教终于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而受到宽恕，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希伯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基督教的承袭渗入西方文化中。埃及托勒密王朝曾诏令七十二位学者，把希伯莱文的《圣经》全部译为希腊文，成了“七十二译本圣经”，这个译本使希伯莱文化的精华在欧洲广泛流传，然后普及到全世界。正如恩格斯所说：“基督教是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O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和中悄悄地产生的。”[14]（p．251）这种“二O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基督教对西方文化、宗教、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经过中世纪，一直作用于近现代。所谓欧洲中世纪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它是以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为中心吸取一些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和日耳曼文化成分，汇通融合的产物[15]（p．5）。法律、哲学和文学则是希伯莱文化最具才智的方面，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都被融入到希伯莱人所编的《圣经》中。
当世界各民族人们接受《圣经》的时候，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中所蕴涵的律法、文学和哲学的影响。即使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许多西方意识，也大都源于希伯莱人的这部《圣经》。尤其是蕴涵在《圣经》故事中的关于“创造”和“自由意志”的文化主题，与西方文化有着某种深层的契合。就创世故事来说，透过对上帝虔诚的描述，可以看到上帝毕竟还是人创造的。“上帝正是人自己的，嫉妒其他一切的那种自私心理之自我满足，是利己主义之自我享乐”，它包含着西方人对待自然的观念：“自然或世界，是被造出来的是命令的产物。”而这正反映了一种“利己主义的、实践的直观”[16]（pp．121～123）。有人甚至指出：包含在《创世纪》中的“人造自然”和“自由意志”的观念，还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础。希伯莱人有关有限治理、法律主权、尊重人格等等思想，都对现代民主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现在人们几乎普遍承认犹太教的传统，以及基督教和斯多噶派的哲学影响，在促进承认人权，发展自由社会的事业中都有其贡献”[12]（p．119）。此外，在伦理方面，希伯莱人也对西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在早期希伯莱人的道德观念中，所谓“正直”，首先应该遵守戒律，这种具有宽容厚道和社会正义的积极的道德理论观点对西欧各国原有的伦理道德产生过很大的冲击。关于社会和政治的平等和自由的民主思想也似乎总能在这部希伯莱人的《圣经》中找到最初的依据。
在近代西方文学中，更是随处闪烁着希伯莱文化的光辉。近代西方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大都取材于《圣经》；从但丁到弥尔顿三百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熟读过《圣经》，并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引用圣经典故[17]（p．400）。直到现在，希伯莱·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也依然存在。
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也是由希伯莱一神论宗教派生出来的。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是根据先知穆罕默德三十年的教诲，在他死后不久被记录成书的。其中的内容主要是基于犹太教的教义、传说和经典。如：严格的一神教，禁止高利贷盘剥，禁止吃猪肉，强调心地纯洁、善良等。无论伊斯兰教徒还是犹太教徒，他们都有在先知的启示下遵守神谕，从而获得灵魂的拯救。可见，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如同基督教一样，也是从希伯莱宗教的模式中派生出来的。摩西立法、创教、建国。伊斯兰阿拉伯国家也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在伊斯兰教产生的三百年间，希伯莱《圣经》多次被译为阿拉伯文。犹太信仰的原则以伊斯兰教的神学语言加以宣扬。希伯莱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更为广泛地向世界各地辐射。
希伯莱文化的辐射力还体现在它对东方文化的影响。希伯莱基督教文化随着犹太人的散居以及西学东渐的潮流，也给中国、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国以不少的影响。唐代随着景教①传入长安，带来了希伯莱宗教的经文，并与中国的道教思想相融合。宋代开封还出现了犹太人“会堂”，而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多种《圣经》译本，使我们通过它进一步了解和体验了夹杂在其中的希伯莱文化。
总之，希伯莱文化对东西方文化的发展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走向世界的中国应加强对它的认识、研究。
（①景教：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曾于唐初传入中国，称为景教，后中断。）
「收稿日期」2003年11月
「作者简介」薛秀霞，女，1964年生，浙江宁海人，宁波大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化史和宁波乡土史。
「责任编辑：王公悫」
参考资料：
[1]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马坚译。转引自朱维之、韩可胜：《古犹太文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2]顾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转引自宋全、职慧勇：《犹太人》，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96年。
[4]阿巴·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5]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 Dialect Bar－Adon Aron．
[6]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下册第一卷。
[7]萨比尔·塔伊迈：《犹太通史》。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9]朱子仪：《流亡者的神话——犹太人的文化史》。
[10]《旧约·申命记》。
[11] [美]威廉·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上）》。
[12]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
[13]《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15]朱维之：《希伯莱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84年。
[17]朱维之、韩可胜：《古犹太文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责任编辑：刘小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