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不如怜取眼前人

    每次陪那个山东女孩等车，她都会唱这支歌。在人声喧嚣的广场上，她的声音很低，断断续续地，只能模糊地听到一些相同的词，在反复地催促，叫火车快开。我笑她傻，时间明明就是印在票上的。她便要指手画脚地向我解释，从开车的时间牵扯到爱情的真谛，要么，就是不肯再理会我，兀自转过身去，微微地翘起下颌，看着火车进站的方向。她依旧低低地唱歌，在广场上的大风中吐气如兰。硕大的双肩包在她的背上，随着她唱歌的节拍摇摇晃晃。好像一个女孩子的梦想和幸福都装在里面。
    我在后来知道，那包里装的都是一种又薄又脆的饼。她背着那一包的饼去遥远的广州，看她的男生。我怀疑在这个速食的年代里，是否还有人会持久地眷恋这种朴素的东西，像是对待多年的爱情一样，看着熟悉的枝枝叶叶，有耐心去松土，浇水，修修剪剪地来让花开不败。
    她是不肯怀疑的。站在广场的风中，清冷的灯光打在她干净的额头上，我惊讶于这个小小的女子，竟有如此强大的坚定。她这样不知疲倦地来回奔波，从不曾有过厌倦的颜色。周五晚上出发，周一早上回来，冲一盆冷水在阳台上洗过脸，依旧去听老教授讲她喜欢的平平仄仄。在那些古典的课堂上，她盛开得安娴而骄傲，像那些诗词歌赋里的任何一个美丽的女子，却远比她们所有的颜色都幸福。大概是心里惦着一个人，低眉顺眼之间就会流光溢彩。这光彩是千里的风尘都掩盖不住的。
    我回头艳羡地看她，她就越发装出眉飞色舞的样子来了，惹得我愤愤，发誓下次绝不去送她，不再听她模模糊糊地唱那些关于火车的歌。临了，还是无法拒绝她的央求，看她满心欢喜地去了，又满心欢喜地回来，然后把满心的欢喜开成脸上的花向我炫耀。
    她若高兴，便会将那脆弱而娇贵的饼拿几块来赏我。而最后一次给我的饼，却是满把的碎末。
    她仍旧是在星期一的早上回来的。将那只干瘪的包顺手扔在我的床上，便冲了一盆冷水去阳台上洗脸，然后去听老教授讲她所喜欢的平平仄仄。我有些担心，上课时偷偷地回头，却见她已经伏在桌上睡着了，蓬乱的头发盖住了她的脸，身体偶尔地抽动，绷紧了的衣领旁边，竟然能看到嶙峋的肩胛骨。这个战胜了火车的女子原来是这般的瘦弱。
    许多天之后，她才向我说起她破碎的爱情和破碎的饼。这些我都猜到了。我不忍看她那干净的额头和黯淡的眼神，更不敢对她说那节她睡去的课堂。那节课讲晏殊的词，老师说，“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那是多么残酷和惨烈的咒语。

B 恨薄情一去，音讯无个

    格格在大二那年买了手机之后，逐个吩咐我们，告诉所有打宿舍电话找她的人，打错了。格格的心思是猜不透的，其实也没必要猜。女孩子长大的时候，都会有自己心里的小九九，何况是格格。格格是她的绰号。这名字对她来说，没有半点过分，我甚至觉得是格格本人有些委屈，而不是这个称呼。
    她在学校的舞台上深颦浅笑，台下动了心思的男生绝不止七个八个。格格的满袖烟云将整个校园的姹紫嫣红都比了下去。那几年里，格格委实比各种各样的皇后都多些威风。宿舍里的电话成了邀约格格的专线，尤其是周末，除非我们将线拔掉，否则在深夜里都会被电话吵醒。
    一年前还不是这样的。除了格格的父母偶尔打电话过来之外，找她的只有一个男生。那个男生打来的第一个电话是我接的。我还没说话，对方就说，我是江西。这句话逗得我乐了半天。他大概有些窘，很久没说话。后来他叫我姐姐，让我帮她找一下格格。他说他是格格的朋友。接他的电话多了，偶尔碰上格格不在，我们便会拿他取笑，听他在遥远的江西说话，用他清澈的声音叫我们姐姐，然后极诚恳地请我们帮他找一下格格。他说他是格格的同学。
    格格用了手机后，再不接宿舍的电话。宿舍里有人瞧出了其中的蹊跷，便为这个江西的男生不平，但也只是背地里说说，没人肯在格格的面前开口。他还是打电话过来，叫我姐姐，叫别的任何一个女生姐姐，用疲倦的语气来请求我们，帮他找一下格格。他连他是格格的同学都不肯说了，在电话的另一端怯怯地，惴惴地等待，然后慢慢地将电话挂断。这边的电话里还响着断续的忙音，像那个男生一个人在电话机前的哽咽一样。
    他最后一次打电话过来，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周末。我靠在窗前的暖气片上烘手，看到外面清冷的路灯下，有男生握着女生手，哈出热气去给自己的爱人小小的温暖。电话响了，他依旧叫我姐姐，却不再请我帮他找格格。他说他想过来看看。我看着窗外渐起的雪，在北方的大风里癫狂一般地撕卷，不知道该找怎样一个没有破绽的借口来阻止他。
    他来的那天，北京的雪还没有完全化掉，街边残留着一些都已坚硬的碎冰。格格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们几个一起到车站去接他。他穿着南方的衣服，在北京西站的出口处瑟瑟地抖。那是北方的上午十一点，阳光明亮得有些刺眼，但并不温暖。
    在请他吃饭的时候，我出去拨了格格的电话，网络提示用户已关机。格格其时已不住在我们宿舍了，除了这个江西男生始终不知道的手机号码之外，我再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帮他找到格格。我回到饭桌前，大家都明白了结果，只是不肯点破，彼此说些牵强的笑话来掩饰。只有他不肯。他向我们微微地笑，眯着眼睛，在北方寒冷的阳光下露出洁白的牙齿。他讲他与格格的故事，声音清澈依旧，就如同他在电话里喊我们姐姐时一样。
    那天晚上，他就坐着来时的火车回去了。我问他回江西需要多长时间，他说是特快，二十二小时五十七分。他用两根手指夹着薄薄的车票给我们看。
    用二十二小时五十七分的时间来遗忘这一场恋爱，是快，还是慢？

C 更隔蓬山一万重

    我决定了留在北京的时候，他已经买好了去西安的火车票。这是两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是从不肯相信现实的，总觉得命运不过是掌纹而已，纵使会有些凌乱，终究还是握在自己手里。万一有难过的时候，还可以拿古人的句子来做安慰。他们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不知道他们当初说的时候，也只是在安慰而已。
    我以为只要有信可以写，有电话可以打，有网络可以传送我的电子邮件，就没有翻越不过的山。我可以在电视里收看西安的天气预报，就当作在关心他的寒暖；我可以在电子邮件里加上一个唇形的图案，就当作在亲吻他的脸颊……我可以做的事是如此众多，以至于我以为我就跟他在一起。
    在我去西安之前，我真的就这么以为。
    在火车上，我构思了一千一万种的浪漫来想象我们的重逢，甚至在我出站的时候，我都无法停止我的想象。后来我知道，那些没有实现的想象，根本不是激动，它们只是被我拿来掩盖自己的恐慌与惧怕。
    没有任何意外，可是一切都不在我的意料之中。他礼貌地来接我，礼貌地为我开车门，他礼貌地为我安排好舒适的宾馆，礼貌地请我吃饭，然后礼貌地告辞。在他带上门的刹那间，我已没有一丝力气去礼貌地跟他说再见了，好像一千里路上的灰尘在顷刻之间全部降落到了我的肩上。
    从那个夜晚开始，一直到我上了回北京的火车，我都在等他说那两个字，可是他没有。他礼貌地带我逛街，礼貌地为我买礼物，礼貌地给我拍照片，礼貌地夸我漂亮，然后礼貌地道晚安。
    “再美丽的誓言也不如粗糙的生活重要”，是我坐在回去的车上时，他打来电话这样说。其实他已经不用说了。他的新电话号码早已经让我泪流满面了。可能从出站的那一刻起，我已经在开始准备承受他的话，可我还是承受不起。在西安灰色的天空底下，他的一字一句都是如此的锋利无比，任凭我躲在坚硬的车厢里，拉上暗黄的帘子来掩盖自己。我的眼泪落在茶几上的可乐杯子里，迅速地溶化了，看不见一丝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