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北的咖啡屋变成了女野人，我打那个男人。
     我失去了风度吗？我令人侧目吗？我需要检讨吗？
     不，我不后悔，因为这件事是在证明，我活着，有血有肉地活着。

       我的童年生活是在台湾东部的一个孤儿院里度过的，那段并不幸福的童年生活让我记忆犹新。

    大概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孤儿，被送进了花莲一家孤儿院。那时花莲仍然是台湾最美的地方，但因为局势动荡，经济萧条，而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孤儿院的条件很差。

    我小时侯性格孤僻，与孤儿院的生活格格不入，但我必须学会乖，因为如果不乖，就要挨打。

    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叠被整床，刷牙洗脸，行动俨然是一个小军人，然后我与另外20个女孩们排成两列，进入餐厅共用早餐。我们的早餐是一碗清清的米粥，两片玉米饼或油条加咸菜，末了每个人还可以发一根小黄瓜或新鲜的西红柿，那都是我们自己的菜园子里种的，我们没有什么水果吃。

     记得是某个星期六的早上，早餐之后我回到宿舍，看见舍管在追逐一只美丽的蝴蝶。要知道，台湾盛产蝴蝶，我们这所坐落在山区的小孤儿院，也常常会闯入蝴蝶。那仿佛是一只黄裳凤蝶，翅膀很大，颜色炫黄，美丽无比。她的身后还陆陆续续跟着几只小一点的蝴蝶，同样很美丽。

      我小心地看着舍管捕捉这美丽的生灵，她从网里将一只只美丽的蝴蝶相继取出，然后用大头针穿过它们的头和翅膀，用针将它们固定在厚纸板上。

      这是多么残酷的方式，她并不先杀它们，而是活活地把它们固定，让它们等死。

      那次以后，我曾经独自走在矮树丛许多次，去寻找这些可爱的生灵。渐渐地，它们不再怕生，聚集在我的周围，有些胆大的蝴蝶还在我的头、脸和手上停留。我喜欢蝴蝶。
  
      有一天下午，我终于忍不住，趁舍管不在时偷偷溜进了她的房间。她一直喜欢收集蝴蝶制作标本，我看到了那些厚纸板上被大头针钉着的蝴蝶。有一只大概是刚刚被钉上，翅膀显然在动，我伸出手去碰它的翅膀，一枚大头针被我弄掉了。

      我以为那只蝴蝶会开始振翅逃命，可是，它没有动。我小心翼翼得把另外一枚大头针也拔下，它还是没有动。当我把全部的大头针从它的身体上拿走后，它似乎哆嗦了一下，但是，它还是没有摊开翅膀，匍匐在纸板上，它不肯飞了。

      后来的事情可想而知，舍管从菜园子回来后开始对我大骂。
   
      我站在那里，默默地承受着舍管的辱骂，但是一句也不敢反驳。

      最后，她拿起厚纸板打我的头，各种蝴蝶碎片散落下来，像下雪。

      我在孤儿院一直呆到10岁，后来，被一对夫妻收养，离开花莲，去住台北。养父母对我管教很严格，也是动不动就打骂。但我在孤儿院已经学会了沉默，我按他们喜欢的去做，努力学习，拼命拿好成绩。后来，我进国中，考上大学。

      就在我大学快要毕业那年，我的养父母在印尼旅游，遭遇海啸不幸去世。

      我一度非常难过，少年失怙已经很悲惨，养父母也意外遇难，大学马上就要毕业，老老实实的乖女，怎样才能在千军万马闯关的台北找到工作？暑假时，我一个人呆在家里，那一年，台湾下很大的雨，我在家里做家务，忽然听到有人敲门。跑去开了门，没想到是和我做了很久邻居的润明。他满脸雨水，小心翼翼地对我说：“别太难过了。”我愣了愣：“还有什么事吗？”润明抹了一把脸，说：“没有什么事，我刚刚出门时看到你一个人在房间呆着，忽然就想告诉你这句话。”
 
      我眼眶开始湿润，润明笑笑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帮你忙。”他发动机车，开走了。

      我和润明有了一个平淡的开始。润明爱玩，动不动就和朋友出去。但他从来不带我去，因为我是“乖乖女，不会玩，没有意思”，我也觉得我更合适在家里，我喜欢当宅女，安安静静，与世无争。我不介意润明出去玩，毕竟我们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喜欢的东西有所差别， 他没必要整天陪我，他也应该找点他的乐子。三年后，我们准备结婚。这个时候，我忽然被查出患了乳腺癌。我才23岁！起初，我和润明都不相信23岁的女生怎么可能会得乳腺癌，但是几家医院检查以后，事实证明，我真的很不幸，医生说肿块是恶性的，必须做手术，否则癌细胞扩散了，命都难保。

      我平躺在医院的手术室。麻醉过后，绿袍的麻醉医生在用针刺我的胸，问我痛不痛。

      我说：有一点痛。
 
      医生隔了一分钟，又来刺我，问我痛不痛。
  
      我说：还有一点点。

      医生加大了麻醉药的剂量，又刺了几针，我感觉不到痛了。
   
      这时他们开始做手术。

      那次手术的经历，最让我难以忘记的不是我的左胸被切开，肿块被拿掉，皮肉被掀起、缝合。我无法忘记的是那根试探我是否还有痛觉的针。药麻痹了痛觉神经，但触觉神经还在，我清楚地记得每一针的位置，走向，和每一针的深度。它刺我，直到我习惯了那种刺，直到我说：我不痛了。

      我觉得我很像童年时代的那只蝴蝶，还活着，但是，感觉不到痛了，不想再动了，也没有飞起来的欲望。

      那一年，台湾的雨仍然很大，我和润明坐在咖啡馆里，他向我摊牌：“我确实在和别的女人好了，她怀了我的小孩，你，你能生吗，瞧你的身子。”我看着润明的眼睛，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浓黑，但是它却变的无耻。“我不能和一个没有胸部的女子结婚。”他看着我，带着怜悯和嫌弃说：“你多保重吧，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我走了。”

      我说：“你等等。”

      在那一瞬间，我站了起来，不知是什么力量驱使，是愤怒？是委屈？还是不平？我忽然抓起咖啡馆的菜单，像打动物那样去打润明，接着我又用咖啡泼他，上前去撕他的衣服，咬他，踢他，我失去了一个淑女的风度，像野兽一样把怨气一股脑地化为了暴力。咖啡馆的人一下子呆住了，一时之间，他们忘记来拉我，一任我疯狂地用武力去对付那个辜负我的男人。我一边打一边大哭，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号啕大哭。

      眼泪洗刷了我，润明走后，许久许久，我呆在咖啡馆里，没有动。

      有一位侍者小心翼翼地上前替我续了杯咖啡，她迟疑了半天，终于轻轻地对我说：“小姐，不要为不值得的人生这么大的气，书上都说，当你不再爱一个人，你应该云淡风清地看待一切。”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所谓的道理，都是说给理智的人听的，而一个女人，在被男人抛弃和背叛的时候，她最想做的只是：打死他。

     我遵从了一次自己的情感，在台北的咖啡屋变成了一个女野人，但我不后悔，因为这件事情是在证明：我活着。

     我在有血有肉地活着；有感觉、有痛楚地活着。有仇报仇有怨必发地活着。

      四年以后，我来到日本，成为了一名图书管理员。我还是像从前一样，过着规律清淡，按部就班的生活。像别人看到的那样，我是一个沉默、文静、害羞、不善言辞的小女子，他们也许觉得有这样外表的女子，应该是逆来顺受，对生活从无反对意见，并且相当柔弱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内心有火，手中有力量，如果再次遇到伤害我的人，我还会大力的吼出来：“我打死你，快给我滚开！”

       我不是纸板上的蝴蝶，我没有自我麻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