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政治决策、政策推行、司法断案等，需要了解真实的民情信息，了解信息所采用的常规制度都是依赖官僚系统的单通道信息传输体制。这种体制具有诸多缺陷，容易导致下情不能上达，“真相”难以被了解。于是又发展出了许多制度边缘的补救措施，这些补救措施和常规的信息传输机制共同构成了颇具特色的“真相”了解机制。任何主体进行决策时，都会面临信息失灵的问题。为了保证正确决策，信息的传输与反馈总是存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信息传输体制可以划分为单通道和多通道两种基本类型。
传统中国的信息传输体制是单通道体制，我国当今的信息传输机制也没有完全打破单通道信息传输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垄断信息网络，信息机构主要为政府领导集团直接掌握，决策指令的下达与决策施行的效果的反馈走的是同一条信息通道。在传统中国，是省、府、州县等各级衙门。尽管传统中国和当今中国的单一制信息传输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诸多缺陷：第一，信息“不当约简”，即由于没有其它信息渠道作为可靠补充，一些重要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流失；第二，“信息超载”，即法律或政策执行之后的效果反馈信息太多，从而导致政府部门在反馈信息时“偷工减料”，人为过滤信息；第三，“本底噪音”，即下级官员按上级决策者的希望和要求对信息传输的干扰；第四，“主观滤波”，即下级官员在选取和传递效果信息时，受主观感情色彩和主观偏好影响，对信息进行处理；第五，“小道消息”泛滥，即决策者和群众为了摆脱信息不对称状况，使用各种策略获取信息，“小道消息”会助长政治生活中的关系运作，还会导致谣言传播。认识到这种单通道传输体制的缺陷和可能的严重后果，传统中国和新中国都制定了许多补救性制度。（1）依赖于主政官僚的补救措施：巡视、调查研究与微服私访。（2）依赖于监察官僚或准官僚的制度补救：监察御史、宦官、密折、“眼线”。（3）依赖于民众的补救措施：上访与发动群众。
上述古代中国对单通道信息传输机制的补救性措施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信息传送和“真相”了解，但作用有限，最终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原因主要有：第一，这些相关补救机制，无论制度化还是非制度化的，基本上都要依赖于制度外的因素：权力或个人道德品行。第二，补救机制要对官僚体制进行约束，又要依赖官僚体制；对官僚体制有一定的解毒作用，最终又不能逃脱官僚体制的弊端。第三，这些补救机制没有也无法让下层民众在健全的制度下起作用。
责任编辑：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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