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权重在基层，直接面对群众是基层政权组织的一个个重要特点，它处于“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位置上，是连结国家与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与协调作用，它所具备的基层性质和基础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近些年来，农村基层政权的弱化现象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财政保障能力弱化，许多乡镇的财政运转非常困难，甚至有的乡镇依靠举债运转；社会整合与控制力弱化，由于基层政权威信在不断降低，因而农村的很多矛盾都无法化解；社会动员能力弱化，政府的号召力在不断降低；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弱化，由于财政困难，基层政权在提供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方面能力较差。
基层政权的弱化问题有正常的原因，也有非正常的原因，对此要作科学分析，不要一听到基层政权的弱化就害怕就批判。基层政权建设要解决三个基本的问题，一是发展方向问题，二是与服务对象的关系问题，三是自身的服务能力问题。方向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是基层政权组织的定位问题，就是各方面要体现出来的民主化问题。民主民主，人民做主，这一点需要用体制来保障。搞基层选举，给老百姓以自由，不断给老百姓松绑，这是历史潮流，这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点要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从计划体制下的强控制到市场体制下的少控制弱控制，这是一个大趋势，要正确对待，当然基层政权的弱化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关节点”，基层政权过度弱化，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政府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就会丧失对基层政府官员的控制和约束力，中央的政策方针跟本就无法落实到基层。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发生的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简称“6.28”事件），就凸显了基层政权过度弱化所带来的问题。我们要找准基层政权弱化的政策和制度性根源，强化基层政权建设。方向问题决定着与服务对象的关系问题，在正确的改革方向指引下，要用体制来保障基层干部的执政为民问题，而不是为难百姓，有的甚至欺压百姓。发展方向问题和与服务对象的关系问题解决好了，接下来就是基层政权组织自身的服务能力问题，有心无力也是办不好办不成事的，因此我们党提出了要提高执政能力执政水平这个大问题。应当说这三个问题我们都想到了，也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是都没有落实好，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从政策上制度上体制上找原因，不能一出问题就是百姓的素质问题，是所谓个别人的别有用心，这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成为一些人逃避责任的托辞。
二、基层政权弱化的政策和制度性原因
基层政权弱化的政策和制度性原因体现在多个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业税等税费制度的改革、财税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等等，都会影响到基层政权的控制力。此外，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基层政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大大弱化了基层政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有充分的自主权，种植什么、种植多少等等都充分自主，只需按照国家的规定缴纳相应的税费就可以。农民与国家之家的经济利益关系远不如“人民公社”时期紧密，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控制力大大下降，却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此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农业税等税费制度改革的影响。现代社会，国家和公民的关系通过法制得到新的确认和稳定。税制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原有基层政权的能力。2006年1月1日起，国家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走入历史。全面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使广大农民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从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但是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弱化了基层政权。税费改革前，有人形象的把基层政权的职能比喻为“要钱要粮要命”（抓计划生育）。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的职能只剩下“要命（抓计划生育）”了，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就基本上可以不与基层政权发生直接联系了。因此，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在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权还能靠多向老百姓收点费(当然很大一部分是不合理的)来保持收支平衡，税费制度改革后，基层政权再也不能任意收取老百姓的钱了，这导致许多乡镇陷入财政困境。传统体制下基层政权的控制力与征收的税费之间成正比。农民需要上缴的税费越多，对政府的依赖性就越强，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控制力就越强；农民需要上缴的税费越少，对政府的依赖性就越弱，基层政权的控制力就越弱。
财税体制改革的影响。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目的在于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各级政府的责、权、钱。这次改革使中央和省级政府吸取财税的功能不断强化，比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农村基层的财力却不断被削弱，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乡镇一级不设立单独财政，需要县乡财政供养的人口却很多。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更“无钱办事”了。这种财税体制是基层政权制度弱化的重要原因。
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之影响。党和国家鼓励群众自治。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近些年来，我国农村村委会的成员普遍实行了直选，有的县乡甚至实行了直接选举，农民更加民主自由了。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居委会也实行了直接选举。选举是公民自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而公民自治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水平的重要标志。选举制度，尤其是直接选举，使的广大的群众在政治上由过去的被动变成了主动，农民有了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政权控制力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之间成反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程度越高，农民对对政府的依赖性就越低，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控制力就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程度越低，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就越高，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控制力就强。
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基层政权。社会流动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是社会成员发展自我潜力、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但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基层政权组织都难以管理他们，基层政权组织原有的工作模式和方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地方甚至一度处于消极、被动局面，基层的工作严重受阻，群众与基层政权组织的关系僵化冷淡。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民对党中央的政策也有了自己的理解与选择，对于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活动就积极参与，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活动就少参与或不参与，政府也无法强行要求他们参与这些公益劳动。因此，现在农村许多公益事业（如修水渠、修筑村道等）说得多，做得少。
责任编辑：虫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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