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著作比不过一本教科书
葛兆光表示，人文学科不像自然科学学科，自然科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对还是错很容易搞清楚，但是人文学科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评价系统，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也不好评价哪个好哪个不好，尤其是在学校的层级、导师的水准和图书馆资料彼此不同的情况下，就无法保证学生共同的底线，“我们不是讲高线，高线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保证底线是老师的事情，老师不是在教天才，而是保证不出蠢材。但是人文学科不像自然科学一样，你无法控制学生的水平怎么样。”葛兆光在北大、清华、复旦都教过书，也在一些一般的高校当过老师，他发现不同学校、不同导师也差别很大，“有些已经到了不能接受的地步”。
葛兆光认为，由于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有可能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老师觉得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已经够了，不去看国际学术界现在的状况，缺乏方法训练的意识，基本上教的是内容，而不是方法，教的是自己熟悉的，而不是教国际学术界现在的状况，“老师会什么就教什么，就有点像复印机复印一份东西，越复印就越淡，以至于没了。老师的领域可能是一亩三分地，到了学生4个人分一亩三分地，一个人四分都不到，再下面的可能连一分都没有了。”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也颇有感触，“我们很多研究生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楚这个学科、这个专业研究的水平怎么样，它的前沿在哪里，在过去那些时日里哪些研究是值得去回味或者要去学习”，他认为研究生不是一般的学生，应该是在一定领域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所以应该懂得这个领域的一些经典是什么，它的一些方法是什么，它的前沿是什么，有哪些书是必须要去读的。
葛兆光一直很强调教科书的重要性，“一打著作比不过一本教科书”，在他看来，将来的学者是从研究生阶段过来的，最先受到的影响就是教科书，“教科书的控制力非常强，我们要教会学生，尤其是一年级的硕士生，和本科生不一样的地方。”
一流学者要去写教材
葛兆光指出，中国在很长时间，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认为一流学者不要写教材，认为一流学者写教材是身份的降低，“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恰恰认为一流学者要去写教材。”
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隆溪负责撰写丛书中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他也坦言，现在很多学者不太愿意写这种入门的丛书，觉得这种丛书是浅显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作为大学的教员，教研究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能够写这样的书，其实也很重要。”
葛兆光介绍，在国外，供研究生入门的书有三种编法。第一类是日本和美国等国大学采用的，选取经典文章、优秀的研究范文——比如在美国读研究生，老师会指定要读哪些文章，然后学生去买活页文选，装订成一本作为教材；第二类是概论教材，内容包含了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课题，其中最典型的是《牛津学术入门》；第三类是综述教材，主要介绍这个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他认为，这三种编法都有可取的地方，但是对一年级硕士研究生还都有些缺陷，所以他把这套丛书的编法分成四部分，即学术史、研究方法、研究范例和参考文献。
葛兆光尤其强调了参考文献的重要性，甚至希望一本10万字的书要有3万~4万字是参考文献。他曾经到一个学校参加硕士论文答辩，“你就根本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书，好像有些很偏的书，他也看过，可是最基本的书他没看过，这就要了命了，看着都不像论文，不知他怎么写的。”
在这套丛书中，有一本是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陶飞亚所著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入门》，最开始有30万字，其中书目就有10万字，甚至连一些国内外硕士的论文都包括在内，最后由于篇幅限制，不得不删到20万字。
责任编辑：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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