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企业会计制度》中，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政策的雏形始于1993年“两则”、“两制”的出台。在1993年出台的13个分行业的会计制度中，准许采用备抵法对应收账款和其它应收 
　　款计提坏账准备。但此时坏账准备的计提并非强制性的，企业可以在直接核销法和备抵法之间自主做出选择。 
　　随着岁月的流逝，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告》的出台，从政策上封杀了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来随意调控年度之间利润水平的空间，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铤而走险地直接操控当年利润。在持续性披露会计信息的强制性压力下，有的上市公司纷纷通过随意计提减值准备的手段来操控利润。为了有针对性地遏制这一行为，同时进一步加大“谨慎性原则”的应用力度，1999年，《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发布，该补充规定要求上市公司要计提“四项减值准备”。 
　　“四项减值准备”政策出台后，靠关联交易蒙混“过年关”的上市公司，由于账面上存在大量的应收账款或超储积压的存货，为了规避“四项减值准备”的计提，有的上市公司就利用当时已经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和《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两项具体会计准则来操控利润。由此，为了进一步加大“谨慎性原则”的应用力度，同时有针对性地遏制上市公司利用修订前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和《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来实施没有实际意义的债务重组或非货币性交易，在2000年12月29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将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扩大到了八项，同时对《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和《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两项准则按照谨慎性精神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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