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88年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师从陈省身教授，1997年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回国在北大数学学院任教。2012年，王长平回到福建师范大学担任副校长。近日，他又入选我省第三批“百人计划”。
王长平坦言，数学伴随了他的前半生，回到福建正是他的二次创业，“希望自己的经验能够为家乡教育事业做点贡献”。
数学需要坚守的执着
记者：数学是最基础的科学研究，跟很多学科比起来是寂寞的，在治学的过程中您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王长平：研究数学源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有兴趣，才会不断地吸引你，永不言弃地去解决困难，每一次的进步才有最丰美的收获。
当年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家喻户晓，加上我的数学学得不错，因此我当时的愿望就是成为数学家。很幸运，1979年我考进了北京大学数学系，那年我16周岁。最好的师资加上一批当时中国最好的学生，我们一起成长。可以说在数学系本硕7年的学习时光坚定了我从事数学研究的决心。
但是除了兴趣，更需要以执着的心态去坚守它。就像北大数学1978级的学长张益唐，近60岁了才获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他只是一名美国非常普通的大学讲师，博士毕业后还曾经失业，只能靠打零工为生。但他没有放弃数学，他的研究从未停止，靠的就是这份坚守。（去年5月，张益唐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自然》杂志称赞他敲开了“一个数学界的重大猜想大门”，美国数学学会授予他最高奖科尔数论奖）。
祖国需要我回国
记者：您怎样看待个人的发展？王长平：在北大硕士毕业后，我曾经回到福建师大数学系任教两年。但是还是觉得需要深造，于是1988年我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师从世界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1989年，他把我引荐给了柏林工业大学(TU Berlin)的副校长Udo Simon教授。
应该说，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师，比如硕士生阶段的姜伯驹院士，是位令人尊敬的老师；博士生时期的陈省身教授，是世界级的数学大师，有着非常宽广的胸怀。Udo Simon教授思维宏观，看问题大气，能够从多个角度全面地看问题。东西方不同思维和文化的冲击开阔了我的视野，也对我数学思维的启发帮助很大。
我的数学研究在北大奠基，在德国确定了方向，又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如果不是每个阶段都遇见那么多的好老师，使我的数学潜能尽可能地得以发挥，我是不会走这么远的。老师们在许多困难的地方安了梯子，并鼓励我不断向上攀爬。
记者：当时为什么从德国回国发展？
王长平：1996年底我拿到了德国的Habilitation（特许任教资格），这意味着我可以在德国找到稳定的教职。时任北大数学学院院长的姜伯驹院士找到我，说学院的老教授都要退休了，专业方向面临断档，希望我回去接过几何研究领域的担子。当时我的一家都已经在德国，但是综合考虑以后，1997年初我携家回到了北大。
回国就是因为责任感，中国培养了我，北大需要我，那我必须回国。陈省身教授送我们出国时就要求，你们学好了以后，要回来的。当时国内的环境远不及现在，国家的发展刚刚起步，国外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也是国内无法比拟的，还是有一批人才毅然而然地从海外回来。
从德国回来之后，我作为北大一名年轻教师，除了承担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同时开始组织讨论班和带研究生。通过教书的磨合和阅历的增加，渐渐也承担了一些服务工作，北大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北大数学学院副院长、院长，北京数学会理事长，中国数学会秘书长，每项工作都是对我的历练。
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科学研究需要一流的实验室，而数学更需要数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流。数学研究中心可以类比于其他学科的实验室。因此，中心成立后，我们开展了很多活动，先后邀请了国内外多名知名院士、教授来校访问，做精彩报告，还举办了多场国际数学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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