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那个村子，在辽东靠边界的山沟里。村子一半起伏在小山腰上，另一半沿河趴着。老人们说这是龙形地，可我怎么看它都像一条狗，趴在地上懒懒地晒着太阳的狗。村里村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下雪的时候，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三尺来厚。
　　然而，那年那月，下雪却不是一件“动人的事”。经过许多个冬天之后，我才渐渐明白自己再躲不过那场雪。无论我蜷缩在屋子里，还是远在另外一个地方，纷纷扬扬的雪，都会落在那曾经历的一段岁月里。
　　那个冬天我13岁。
　　雪还是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不约而来，如期而至。漫天雪花中，我家和当时大多数人家一样，沮丧得只有虔诚地祈求好雪能兆一个丰年，虽然它渺茫得像掌中的雪花，但亲人们仍乐此不疲，年复一年地期待着。
　　无尽的期待中，也是大雪的天，大舅托人送来了几个红薯。母亲接过了侄子手中的红薯，连一句客气的话还没顾得上说，便连忙吩咐姐姐快去洗了煮来吃。红薯煮熟了，母亲又亲自数了数，平均分给了家里的5口人吃。我和哥哥比谁都吃得快，偏偏锅里还剩一个没分出去。于是，我们便争了个难分难解，差点没厮打起来。大概是心虚的原因，我俩同时放手，“啪”，热腾腾的红薯掉在火坑里，上面粘了一层厚厚的泥灰。母亲发现了，手提着一把笤帚打了过来，分明是要教训教训这两个不争气的孩子。可是，没等我们躲避，母亲却把举过了头的笤帚慢慢地收了回去。还是哥哥反应快：“妈妈从来没有打过我们，那是吓唬咱们的。”果然，母亲对谁也没碰，只是狠狠地瞪了我俩一眼，拾起地上的红薯，转身进了房。
　　等我回头再去找母亲时，屋里静得连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母亲正小心翼翼地剥那沾满灰尘的红薯皮，眼中噙满了泪水。少不更事的我，呆呆地站在母亲旁边，只等她高兴起来。不料，母亲一把将我搂住，屋里同样静得依然听不到一丝声响，只觉得母亲的泪水不住地从我脸上滑过……
　　事后，姐姐告诉我，锅里那红薯是留给我哥俩上学吃的。姐姐说，母亲连红薯味都舍不得多闻一会儿。为此，我一直懊悔不已。这种懊悔一直延伸到以后家中有好多红薯的日子里。
　　过年了，母亲一心想让全家吃个热乎乎的饱肚子。暮色渐浓，我在外面疯够了回家，先溜进厨房瞧了瞧，看见冒着火苗的火炉上，放着那把平时很少用的大炒勺，心想今天一定能吃到油水汪汪的好东西了。不一会儿，姐姐把炒好的菜端上了桌子，我们便凑到桌旁等候。吃饭的人都齐了，怎么还不见母亲来？没等父亲使唤，我便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厨房。出于好奇，我没有推门进去，只是在纸糊的窗户上偷偷撕开一条缝，眯着眼睛往里看：母亲正在往炒勺里倒开水。我满以为她要涮洗，她却双手捧起勺子，来回地涮了涮，端到嘴边，一饮而尽。我顿时目瞪口呆！望着母亲贪婪的吃相，泪水潸然而下。记忆也闪电而至。
　　母亲曾答应送我一套新衣服——草绿色的仿军装。那时候，军装是最让人羡慕的了。然而，几天后，母亲又改口：“将你哥的衣服补一下，将就点吧。”愤怒和委屈直冲脑门，我很蛮横地表达了宁缺勿滥的原则。母亲很恼火，丢下一句话：“那就明年吧。”便自己忙活去了。
　　我坏坏地走到母亲身边，将课文里学到的“曾子杀猪”的故事说给她听。故事的大意是曾子为了不失信于儿子，毅然挥刀杀猪。我把它活用到母亲身上。母亲听后脸色陡然大变，呆呆地立着，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的。
　　现在想来，深恨自己当时那不知从何而来的恶毒。那一刻，我第一次知道母亲的爱有多深多重。母亲就是这样，自己煮食发馊的食物，却把大米白面、甘果蔬菜给予我们，使我们营养充足，身体强壮。
　　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总会淡忘的。可二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母亲那偷喝涮锅水时的动作依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每每想来，仍会心惊。
　　又是春天，故乡怕已是花红柳绿了，山墙里的喇叭花怕也不用探头探脑了吧？可是，故乡啊，你什么时候才能融掉我心中那层厚厚的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