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金色大厅里，宋飞轻运弓弦，顿挫有节的旋律立时从二胡中婉转悠扬地流淌出来：一会儿，她带着人们走出空山幽谷，那《空山鸟语》在她的弓弦上生气盎然、百鸟鸣啭，简直令人流连忘返；然后她又带着我们去了瞎子阿炳的故乡，饱尝人间辛酸的《二泉映月》——与我们一样，金发碧眼的“洋人”们也动容了……
音乐真的能够让她在很多人面前飞起来
仿佛命中注定，宋飞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学二胡的。
宋飞的父亲是天津音乐学院的二胡教授，母亲是电台的音乐编辑。很小的时候，宋飞就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学琴，因为她住在音乐学院的家属楼，因为家属楼里几乎每一个孩子到了年龄都要学音乐、学琴。
爸爸教学生的时候，她常扒在琴房外面听，她觉得好奇，怎么手指放在那个大玩具上，就能有这么好听的调子呢？等他们走了以后，她一定得去看一看那是什么东西，她想。她走了进去，抱起二胡，“吱嘎吱嘎”地试，因为会唱歌，她就在弦上找自己熟悉的音符。那一年，她5岁。
有一天，她跟爸爸说：快来呀，快来听我拉琴，你不教，我也会拉琴啦。她就拉给他听。爸爸很高兴，觉得她有这方面的悟性。然后是他教了她第一首曲子《找朋友》。小朋友们都会唱：“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爸爸在二胡上拉，她就觉得太有意思了，别人都是用嘴唱，而她不用张嘴，就可以把这些歌唱出来啦。
开始教她“哆”“来”“咪”“发”“索”“拉”“西”时，爸爸就说：“兜来米”就是兜来一兜子米，放时间长了，发潮了，就发了，发了不就馊了，馊了吃了就拉了稀了。小宋飞记住了。她也表现出了自己的主动性，除了爸爸教她的之外，她自己翻谱子，然后，努力拉给爸爸听。
一旦学琴了，爸爸对小宋飞的要求也格外严了，差一点儿，他都不让她过去。所以宋飞给爸爸起了个外号，叫“宋扒皮”。举个例子，夜深了，一个乐段，她得连着拉五遍对的（父亲满意的），拉完后，她以为就可以休息了，可是，爸爸说，接着往下拉。一个男孩子正巧碰见了，说：我要是你哥哥，就带你看电影去。那一次，她的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还有一次，小朋友来找她玩儿，正好碰上爸爸给她出了一个乐段，比较难背的那几句，反反复复，差不多拉了四个小时了，一直没停。小朋友就蹲在门外的窗帘下等她，不走。她也是拉一弓，看一下表，再拉一弓，再看一下表。天很热，宋飞很小，而爸爸似乎是忘记了这一点，他一遍又一遍地作着示范，直到最后，她拉的符合他的要求了，才结束。
7岁的孩子能做什么？能帮妈妈洗衣服？能写100个汉字？宋飞不知道，她只知道，她7岁时，能拉刘天华的《空山鸟语》，还有，比如，《赛马》之类的曲子了。这一年，爸爸就带她去参加少儿文艺汇演。在舞台上与平常练琴时的感受不一样，她记得很清楚，她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时候，台下坐着1000多人，她有些肝儿颤了，她试了试琴，弦也不太准。她想，算了吧，下去吧，她真的就跑了下来。爸爸正在侧台，她跟爸爸说：不准，也不敢拉。爸爸调了调弦，说：没事儿，去吧，像飞起来一样去吧。那一天，她拉的曲子是《云雀》，那种感觉，她回忆，音乐真的能够让她在很多人面前飞起来。
直到大学毕业，宋飞都是个不爱说话的姑娘。一是因为，她常跟大人一块儿演出，很少有机会和同龄的孩子交流；二来也因为，在她上天津音乐学院附中的那六年里，她下了课就回家照顾那时候瘫痪在床上的妈妈。
她儿时的玩伴说：“印象中很深呢，有一次，她穿着不知道是她妈妈还是她姐姐的高跟鞋，跟所有爱美的小姑娘一样，出来跟我们玩。玩着玩着，她突然想起来了：哎呀，不行，我得回家给我妈做饭去了。当时她家住在学校里，我经常看见她出来买菜，然后回家做饭，有时候，还看见她扶着有病的妈妈，到操场里面转一转。”
那时候，不像现在有暖气，每到冬天，她还得把煤球往三楼的家里搬。五六百斤煤，一个小姑娘怎么搬得动？你猜怎么着，她会发动群众，她把她们班的同学都给叫来，搬完了，码好了，同学们却弄得满脸满身都是黑。想起这件事儿来，直到现在，宋飞的妈妈都觉得特别内疚，特别对不起她。为什么呢，在院子里，小朋友们跳房子，捉迷藏，你追我赶的，而她除了照顾妈妈，就是练琴，就是学习，没有玩耍的机会。
宋飞会做衣服。妈妈瘫痪了以后，因为吃药的原因，妈妈变得很胖。家里的女主人病倒了，衣服就需要宋飞去买。后来，妈妈长得太胖了，买不到了，她就想办法动手给妈妈做，给妈妈织毛衣。不仅这样，她还给自己做演出服，演出、参加比赛，她都穿过，有的衣服现在来看，也还做得不错呢。
小河流入大海了
在天津音乐学院上附中的时候，她就有机会参加一些全国性的比赛了，也得过不少银奖、银牌。1985年，她16岁。那一年，北京有个全国二胡邀请赛，这是一场成人间的比赛，在这个比赛中，她像初生的牛犊一样，得了二等奖，还得了一个规定曲目的最佳演奏奖。当时的比赛是关着幕的，评委看不见选手，观众看得见。当她最后一个拉完《听松》时，评委们都说她的《听松》好，但决不相信是一个16岁的孩子拉的，因为她的音乐传达给人们的是男孩儿、大人的、成熟的气质。
爸爸对她太苛刻了。有一次，她跟爸爸急了，冲着爸爸就说：我不跟你学了，也不得那个奖了，在别人眼里，我已经很不错了，你却天天把我说得一无是处！我干吗非跟你学！别人不跟你学也能得一等奖。爸爸笑了，说：你也挺好的，不过，我就是爱在鸡蛋里挑点骨头，我给你挑干净了，别人不就挑不着了吗？是的，每到比赛前，不仅是爸爸一个人挑，爸爸是天津音乐学院民乐系的主任，他把所有教二胡的老师都集合起来，一轮一轮地，“围剿”她，围剿他们几个选手，然后，挑他们的“毛病”。那一次，参加比赛前，她在大礼堂里拉《长城随想》，舞台空荡荡的，没有人。拉完后，她跟爸爸说：我今天有了那种站在长城上，成为一个伟人的感受了。爸爸笑了。
1987年，宋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国音乐学院。刚来北京读书的时候，她有些失落，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不是吗？换一个人，比如，你在天津，在父母的周围，你像一颗明珠，突然换了一个地方，或者说小河流入大海了，你显得平常了，你也会有这种心理落差。宋飞向学校提出申请，希望再学一个古琴专业，学校就去中央音乐学院为她请老师。渐渐地，她找到了新生活的感觉。古琴，她也学得很快，到最后，二胡、古琴成了她的双主科了。
在学校期间，她参加了两次重大的比赛，一次是电视大奖赛，她获得了二等奖；另一次是1989年6月的首届“ART”杯中国乐器国际比赛，她获青年专业组一等奖。那时她正上大学二年级。得了一等奖后，她又进入了刚上大学时的那种茫然的状态。在此之前的全国比赛中，她获得的都是二等奖，有一次，她跟爸爸开玩笑，说：我得不了“三连冠”，我能得“三连亚”。可是，现在得了冠军了，到了高峰了，前面的无数条路该往哪里走？
这时候，她的老师安如砺建议她再跟刘明源老师学琴。刘老师出身民间，与学院派老师的音乐状态和教学状态不同，而且，他不只是会二胡，板胡、高胡、中胡、京胡等民族拉弦乐器，他都会。对于宋飞来说，一下子，又找到了更多的乐趣。刘老师年纪大了，所以，每次上课都要到月坛北街老师的家里去。从中国音乐学院到月坛北街，骑自行车，快一些的话，需要一个小时。男生懒，都起不来床，所以，早上的第一堂课总是她去上。去老师家时，正赶上早晨上班的高峰，这么多把琴，她夹在车上、背在身上，跟装备车似的出发了，碰到下雨下雪就要辛苦多了。
刘明源老师像一锅陈年老汤，让宋飞怎么品都觉得他无穷无尽。他也特别风趣，举个例子吧，他是天津人，吃饭讲究，早饭总是焦圈儿啊、炒肝儿啊，等等，不同的口味儿。每天早晨，见到宋飞，他总是问：吃饭了没有？宋飞回答：我不饿。他又总是说：吃饭是个人卫生，要讲卫生。有的时候，他也给宋飞打电话：哎，儿子（他叫她儿子，就因为喜欢她拉琴时像男孩子的那股劲儿）别忘了，来的时候，带一斤烧饼来。宋飞问：咱吃涮羊肉啊？他回答：多俗气啊，咱吃羊杂碎。
跟他学琴，宋飞觉得特别有意思。他拉琴不固定演奏，不固定手法，他的音乐永远是活的，就像咱说话似的，前面重读了，后面就要轻读，前面的忽略了，后面的就要强调。从他那里，宋飞学会了用无数种方法去表达同样的一种感受。这跟用固定的手法拉十遍，十遍都一样的完美不一样，它是一种高级的状态。从此之后，宋飞不再固定自己的演奏技法，一直到现在。
寻找到音乐的本质
宋飞似乎是个永远不知疲倦的攀登者。
大学的后两年，她又拜了天津的古琴名家张子谦先生为师。张先生收她做他的关门弟子。每两个星期，她都背着琴，坐着火车，到天津上课去。师从张先生，让她有了另一种不同的感受。她跟他学琴的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手指不灵活，耳朵也背了。不是吗？他的音乐的节奏、音准可能不是最完美的，而我，宋飞想，即使是演奏得再准确，也不如他，为什么？音乐中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她没有发现？后来，她注意到，张先生只要往那儿一坐，就已经把大家的心抓走了，她也才知道，她天天练的、想要达到的完美、精确的那些东西，只是一层外衣，她还要寻找到音乐的本质。
有一次，她又得了第一名，电视台要拍一个她跟张先生上课的片段。那一天，阳光太强了，拍一会儿，就得等光弱一些再拍。她就对张先生说：我扶您去树阴底下坐会儿吧，晒得太难受了。张先生说：我不要紧，我的琴不能晒，把它抱过去吧。音乐的本质是什么？老一代的艺术家，他们把音乐注入他们的生命，然后音乐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宋飞想，所以，他们的音乐才那么的珍贵——像瞎子阿炳的音乐，像刘天华的音乐。
自从宋飞的二胡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奏响后，国人高兴啊，大家奔走相告：我们的民族音乐被关注了。可宋飞不这么认为，她觉得，这只是一种强心针的状态，不等于我们的民族音乐就活过来了。
她常有演出，来的观众很多，但她发现，观众们未必都能够懂得她的音乐，或者说他们对她的音乐的理解有偏差。而她左右不了他们。他们可能特别高兴，特别高兴见到了她，跟她照张像，让她签个字，然后是赞美她不以为好的地方，那个时候，她心里的那个失落，无法用语言表达。
所以，她选择了回国——回到她的母校中国音乐学院做一名教师。学校的空间虽然很小，但是，她可以通过传授文化上的信息和理念去打开学生的思想空间。她要教他们的是如何与音乐为伴，如何用音乐装点心灵，不是吗？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世界，世界立刻就变得与众不同了。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在教学的过程中，实际上她是采用了一种双语的模式，即用母语和外来语两种文化元素同时给音乐的高楼大厦添砖加瓦。也就是说，有的时候，音乐需要用非常母语化的表达去诠释；而另外一些时候，比方说，用二胡去演奏西方的乐曲，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像尊重自己的传统一样尊重别人的传统了。她用了一个形容的比喻说，这种双语的模式就像双腿走路，瘸了哪一条腿都不行。再进一步说吧，音乐就像一栋房子，在他们小的时候，她就得告诉他们：这里面有多少房间，每个房间里有什么风景；长大了之后，他们才能知道，哪个房间是值得他流连忘返的，哪个房间是需要他浏览的——渐渐的，他的内心变得丰富多采了、变得博大了，然后呢，我们的民族音乐就不愁活不过来。她坚信。
那一天，在飞机上，她看到了一篇画家的文章，画家说：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或多或少地会感觉到我们似乎是站在了文化断层的边缘。她也有同样的感觉——为了不丢掉这个根，需要去寻找那个断层，把民族的文化接续上，然后，才能接着前行。所以，她回过头去——当然，前面已经讲过，她并不是国粹主义，许多西洋的东西、现代的东西，她也能拉，但是，拉这些曲子的时候，她注重作品的情、意、趣，她让它们既不失传统的韵味，也让它们同时带有时代的个性。前些时候，她以胡琴、古琴、琵琶等十三种弦乐器举办了一场颇具特色的“弦索十三弄”独奏音乐会，这实际上就是她站在文化断层的边缘，为民族音乐做着她能够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