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默（1915-1970），美国女影星，早年就读于华盛顿大学戏剧系。1935年去百老汇演戏，不久入好莱坞，1940年代前半期曾红极一时。1945年，正当法默在影坛如日高升之时，却因不愿听人摆布、随波逐流而遭到无情打击，她被诬有精神病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达8年之久……
　　我曾被关在州立精神病院里，和疯子在一起住了8年。在那些年月里，我经历了难以忍受的恐怖，蜕变成了一个像野生动物似的胆战心惊、只图苟延残喘的小生命。
　　但是，我活下来了。
　　我曾被精神病院的男看护轮奸过，被老鼠啃咬过，还曾因为吃腐烂食物而中毒。
　　但是，我活下来了。
　　我曾被锁在墙上装有软垫的疯人禁闭室里，上了镣铐，身穿约束衣，半浸在冰水里。
　　但是，我活下来了。
　　精神病院本身就是一个铁笼子。我并不是活着出来的胜利者，而是战战兢兢地爬出来的失败者，伤痕累累，孤独悲伤。
　　但是，我活下来了。
　　同疯子生活在一起的3040天，留下了永难愈合的精神创伤，伤口至今仍在发炎、化脓。我深深地感到，幸存的人没有胜利可言，有的只是悲伤。
　　我仍能回忆起最终把我送入绝境的种种纷乱的景况，但我始终理不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所留下的只是痛苦的回忆；这一切确实都发生了，而我也终于活下来了。
　　我的一生中从未曾有过愉快的回忆，因为我降生在一个动荡的环境里。在我父母的生活中，我降生得太晚了，他们在长时间的激烈争吵后，总要把我当作最后发泄的对象。童年是一段充满渴望的年代，但是，我的童年却从未享受过爱抚，甚至从未感到有谁需要我，我也不记得受过什么保护。我一生的大多数时光就是在这种孤独中度过的。
　　那么，谁应当对这种痛苦负责呢？当然，我归咎于自己暴躁的性情，但也有另外一个坏蛋。
　　我一开始就认为，我不能归罪于上帝。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太遥远了，而且也不会特别把我挑出来，以他万能的力量来对付我。
　　犹太人有句俗语：“上帝不能无所不在，因此他创造了母亲。”不管我这样做是否公正，我把我母亲视为使我绝望的主要根源。
　　不管我们进行过多么艰苦的努力，我们母女之间没有一种默契，我们的关系就很紧张，经常争吵。
　　我的母亲是个意志坚强、武断固执的女人，她的古怪脾气把我逼进可怕的境地，几乎毁掉了我的一生。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我也不是个听话的孩子。我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武器尽可能地反抗她。就是这种长期激烈的争斗，最终把我推入了那种凡人所可能遭遇的最可怕的境地。
　　从21岁到28岁，我拍了19部故事影片，演了3部百老汇戏剧和7部非百老汇戏剧，在30多部广播剧中领衔主演，单独出场则不计其数。在这段时间里，我在事业上青云直上，但内心却忧虑重重。我心里明白，我一直未能适应好莱坞的压力，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是电影界最不受欢迎的明星之一。
　　我是一个不易相处、爱发脾气的女演员，在上层中树敌不少。记得曾读到过一篇文章，我的一名导演在这篇文章里说：“关于弗朗西丝·法默，我所能说的最好的一点是，她是完全难以忍受的。”他无疑是对的，因为我发现，好莱坞和电影界也同样令人难以忍受。
　　在我遭受不幸期间，我的婚姻也不欢而散。1943年秋天，我这个易受惊吓、劳碌过度、苦难深重的年轻女子彻底地垮了。
　　我一生中的悲剧，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我因为在半灯火管制区亮着灯开车而遭拘捕。从这次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拘留开始，对我的种种起诉接踵而至，滚雪球似地演成了一场全国性丑闻。我因此被判刑半年，监外执行，由于我没有按要求向假释官定期汇报我的活动，一纸逮捕令又将我召入狱中。
　　我报之以激烈地反抗，闹了个天翻地覆！最后，法院将我转到电影演员疗养院去“休养”。这样，我至少避免了蹲监狱。在那段软禁期间，如果我能独处一段时间的话，也许还能收拾残局，重整旗鼓。可是我那当律师的父亲却从法院获得许可，把我引渡到家乡华盛顿州，将我置于我母亲的法律监护之下。
　　我刚回家的时候，虽然我的事业和个人生活已是一败涂地，但我仍希冀着能重拾旧梦。
　　从被置于母亲的法律保护之下的那一刻起，我就被推入了无法逃脱的万丈深渊。时隔不久，她就把我送进了离家不远的西雅图州立精神病院。我在那儿住了3个月，然后“彻底治愈”出院。不幸的是，我没有解除母亲对我监护权的足够知识，我被与一个似乎决心要毁掉我一生的女人拴在一起，也许她并非完全故意。从医院出来后，我仍在她监护之下。在此后的7年里，她对我的权力和控制是至高无上的。
　　我无处可去，只好回家和她同住。虽然我的事业和生活已一败涂地，但我仍然想东山再起。可是，在我30岁那年，一切希望皆成泡影。1945年5月22日早晨，我走上了永难回头的绝路。1964年以后的我已达到顶峰。作为一名女演员，我已满意至极。但我一直想知道，以个人演唱掌握观众，将是何种感受。
　　早已成为我好友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美术馆经理卡尔·温纳哈特和他的夫人尼塔建议我为美术馆成员举办一次诗歌晚会。我踌躇不定，但愈想觉得有意思。于是1968年5月，我为该馆听众朗诵了坦尼森的《伊诺克·阿登》和其他诗作，包括我最喜欢的埃米莉·狄金生的《黎明真的会降临吗？》，从中得到的自我满足填补了我的空虚，我知道我的表演渴望已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我演《贵妇还乡》和朗诵《伊诺克·阿登》，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因为这两个节目艺术上的成就，把这同好莱坞的金钱交易相比，是多么有意思。一个填满了我的钱包，另一个则充实了我的灵魂。我生活中纷繁的头绪似乎在聚拢。我把1968年夏天记作我再生的时节。想到这里，我记起了圣经上的一句话：“……一个小孩子将引导他们。”
　　直到我同“我的外甥女们”建立起感情以前，我从未接近过孩子。实际上，这一点是我为了避免联想而牢记在心的，因为我对在好莱坞打胎感到罪过。我没有胆量面对孩子，但这5个小女孩打开了我的心扉，驱除了我的罪恶感。
　　一个特别炎热的夏日，法莱尔带她们来游玩，吉恩不停地为她们的饮食和活动操劳，我的大部分时间则用以监视她们游泳，因为我们从不让孩子们失去保护。午后，法莱尔决定她们该走了，她们失望地叫喊起来，她把她们召集到一起，答应她们改日再来。孩子们总是高兴地到来，兴奋地离去，对我似乎也是如此，这一天也不例外。她们不是找毛巾，就是找鞋子，经过一阵混乱，一切收拾停当以后，就消失在屋后，向她们的汽车走去。她们一走，院里顿时一片寂静，因为孩子们来时带来一种音乐般的东西，而她们一走，吉恩就筋疲力尽地但愉快地叹了口气，回屋躺下了。
　　院子里空荡荡的，我突然感到孤独和忧郁。周围静得可怕，阳光在水面闪耀，几乎使空气中出现了幻景。我无法描绘我的思想，我感到了爱的温暖，突然又领略了出乎意料的孤独的痛苦。我的感情空虚、迷茫，也许可以用情绪忧郁4个字来形容。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我的外甥女”吉娜，她当时12岁，正站在屋角外腼腆地望着我，然后，一边向我跑来，一边用天真的童音喊着：“弗朗西丝阿姨，我告别时没有吻你。”
　　我向她伸开双臂，感到她的脸蛋贴在我脸颊上，听见她用蝴蝶飞舞般的声音在我耳边低声说：“我多么爱你，因为你好。”然后，她又一蹦一跳地走了，长长的头发像风中摇曳的花朵在她身后摆动。当她离开时，我胸中发出一声呜咽，从未有人对我这样说过，也许从未有人这样想过。此时此地，因为此事，铁石心肠熔化了。
　　我不禁泪如泉涌，不是因为有人我说爱我，或说我好，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打动了我的心。
　　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我知道包围着我的一切鬼魅正被驱散，我充满了原宥过去和重新开始的力量。
　　生活有了新的意义，一切都生机勃勃，力量像泉水似地从我身上涌出，我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