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首次出版个人绘本《森林里的秘密》、《微笑的鱼》开始，几米以他独特的绘画风格和多变的叙事方式，在华语地区兴起了绘本创作的风潮。由他的绘本改编成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以及《地下铁》轻而易举地吸引到了梁朝伟、王家卫这样的大牌。
　　
　　那场让几米变得很几米的病
　　
　　没有在死亡左右徘徊，不会知道生命的可贵。谈几米，就不能不谈起他曾经遭遇的那场血癌。“就像按开关一样，按了一下死亡。”他的语气忽然黯淡。
　　1995年，台北，农历年过后，在奥美广告做美术指导的他，右大腿忽然痛得厉害。当时年轻，很多伤痛都不在意。这痛很快退去，不久又来，而且痛完两天之后就麻痹---他只好扳着腿继续工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他的身体越发难受。
　　本以为是画图太久，本以为是脊椎肌肉上的病灶，就这样从中医看到西医，整个人慢慢变得非常虚弱，直到有一天痛到住进医院，他还简单地以为会一针下去，百病全消。
　　验血，穿刺。医生说，在你的脊椎里发现了不好的东西。他问，是不是血癌。医生点点头。他便开始呜呜地哭。
　　“觉得生命被抽断了，心里多是怨恨：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但是没有任何答案。接下来就开始承受药物的折磨，和化疗。”回忆里的那段时间，最难熬的就是等待，无止境地等待白血球长出来。“我连下床都做不到，只能躺在床上，用眼睛看着窗外的蓝天。”
　　血液科相同症状的人很多。眼见得这张床空了，那张床空了，很少看到谁高高兴兴地走下床，出院。幸运的是，一年之后，他走下了那张病床。
　　那天起了台风，大雨如注。几米出院的时候打了个喷嚏，却发现整个床单都是血---自然要瞒过医生，说什么也要回家。“我只想逃，我只想逃。我坐在自行车上对太太说，我们永远不要回来这里。我连感冒都怕，怕重回医院。”他在案几上半支着身子，微微阖起的眼里尽是回忆带来的骇然。
　　还好病前投的保险刚好够支付诊疗的费用。住院一年，他早已耗尽积蓄。刚好有友人来约稿，他这才生疏地重新提笔。
　　意外的是，忽然有很多人开始说，几米画得好好。他满腹怀疑，很久以后回头去看，却真的被自己吓了一跳。原来大病一场，图画的变化可以有这么大。
　　那些生病前的作品欢乐、多彩、比例夸张，构图充满侵略性。病后三年间的创作，情绪却非常虚弱，宁静而渺小，空间也带着疏离。他笔下的人物变得越来越小，越发苍白，总是面无表情，凝视远方，任周遭的空间越来越大。然而整个空间的故事又告诉你，这小人儿非常寂寞，不堪一击。
　　世界一样奔跑，太阳一样升起。大病一场，变了的只是几米。“我变成一个虚弱的人，需要关心每一个细胞长大的人，变成一个没有办法跟别人去开怀畅饮、在街上快跑的人。”
　　忽然，他摸了摸鼻子，笑声里有些干涩，“所以，世界不会因为某个人而停滞。”
　　
　　那些成就几米的图画
　　
　　他的灰衬衫干净整齐。牛仔裤的裤腿卷得齐整。长年作画，他的视力严重下降。这个自小就敏感羞涩的男人一天比一天内敛。
　　年轻时，他在台湾文化艺术大学就读，一方面自卑，一方面担心当画家会饿死，于是选读了设计组，希望有个好一点的出路。
　　在奥美广告，他一做就是十二年。忽然有一天，他发现始终没有机会做属于自己的东西。三十几岁的人，工作就是不断重复，连个成功的作品也拿不出。而之前，随着一些平日里信手画下的插画被好事的朋友投给皇冠出版社，他已慢慢开始接了些给报纸绘插画补白的活，“虽然很简单，但那全然是我的。”
　　一番挣扎过后，他索性赶在被业界淘汰之前辞职，在家专事创作。“开始还满兴奋，不需要开会不需要和同事斗争，我只需要做自己。”没有太大困扰，仅以插画为生，几米倒也过得下去，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那场病。
　　在医院住了一年回来，一切都变了。1997年1月，几米的女儿柔光出世，“像一道温柔的光线影响着我的创作。”忽然有女绕膝，几米于是很想竭力以创作填满生活。
　　在他最早的作品《森林唱游》中有这样一幅图画：一只小猪在敲门，却没有人回答。四周浓云密布，小猪的眼里满是失望。
　　“那完全是读者自己的解读。其实我画的时候不太体会得到失望，可能还满愉快。”谈到自己的作品，几米明显健谈许多。他解释他画的是感觉，加上文字，就会出来另外一种味道。读者再一加入，就会超出作者本人想象的空间。读者反馈来的喜欢和肯定还是慢慢给了他信心，使他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自卑。每一次的创作，通常都有一个愉悦的开始。
　　“我常会觉得故事很好玩。一男一女住在隔壁，这个故事好好玩，我要来捉弄他们。”他忽然谈起那本《向左走，向右走》，“可是画的时候氛围一出来，我还是会怜悯，还是为他们感到难过。为什么住在隔壁却要慢慢去找呢？慢慢地天气营造的气氛也出来了，他们总是阴天里在马路上快步寻找对方，总是要在月亮突然跳出来的时候疲惫地回家。”
　　总是这样在愉悦和悲伤里迷失。开始的时候，他总想做一颗快乐丸，画到最后，却弯弯绕成了断肠散。
　　
　　那些影响过几米的书
　　
　　有一天，他为别人打一个草图，画一个中年男子走出地下铁。图画很简单，可是那一瞬间，他像通了电一般：天哪，这个男人身上有故事。
　　可是除了直觉，他却说不清其它。于是，这个男子在几米的笔下不断走进地下铁，出口处是另一个或是荒谬或是神奇的世界。
　　这样进进出出的把戏让故事很快画不下去，因为“对于一个看得见的人来讲，当他看见真正的地铁，故事就没有办法进行了。”
　　半年后的一天，几米突然想到，他一定要是个盲人。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看见。“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才可以想象地下铁是何等华丽，何等荒谬，何等神奇。”故事突然又开始走动。“何其幸运，无法确知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几米从诗集里翻到波兰诗人辛波丝卡的句子来取作《地下铁》的题头，意外遇见的诗句一语点破了全部他想要表达的感受。
　　不只辛波丝卡，几米承认，法国漫画家桑贝(Sempe)对他有着巨大影响。“重要的是他使我决定做这样的行业。因为在我以前的理解，插画是大家看不起的工作。”桑贝的著名作品《玛塞林为什么会脸红》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两个同样孤单寂寞的小孩子结成朋友，有一天其中一个悄然搬走。许多年后他们人到中年，又在街头不期而遇。《向左走，向右走》无论情节还是画风都有着这本书的影子，存不存在模仿呢？
　　“桑贝是前辈嘛。”他笑了一下停住，忽然沉默，半晌，“第一次有人这样问。”
　　“那曾经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太可爱了。我好想做那样的故事。”与桑贝着重于文字和线条不同，他努力强调自己着重于构图。事实上，他一方面承认原型的存在，一方面又很满意自己用爱情来包装这个故事的创意。
　　“这个故事最强悍的地方在于向左向右这个概念，看过故事的人绝对不会忘记。”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得意，笑得有点怯，“今后如果任何一本书做向左向右都会跟我相似。向左向右这句话已经成为都市年轻人的一句流行口头语，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的符号。”
　　“不过它已经过气了。”这句话说到最后轻不可闻。镜片背后的眼睛一眨，几米缩起了肩膀。这个闷骚的天蝎座，忽然满脸都是调皮。
　　
　　那些有关几米的未来
　　
　　几米曾经算过命。那年冬天，师傅说他将来会独当一面，1995年后更是会独步青云。
　　从1995年入院，到1997年重拾创作至今，七年以来，几米已经出版了17本绘本。从台湾烧到香港，从香港红到内地，再到韩、日、美、德、法、希腊，师傅的话似乎应了验。那些细腻的图画，配上耐人咀嚼的文字，自始至终地在表达着都市人的集体伤感。
　　几米在半信半疑间红了。
　　2003年，他成名以后的第一部作品《幸运儿》出版。画中的主人公董事长拥有许多人一辈子梦想的一切，却忽然间胁生双翼，成为异数。非人非兽的董事长，最后只能选择从人群中间飞走。
　　几米自认也是一个幸运儿，董事长这个角色多多少少透露了作者当时的秘密。一夜成名带来的媒体关注，让这个腼腆的男人不知所措，压力之下过得非常不快乐。
　　与往常的书中温情的结局不同，这一次，几米笔下的董事长孤单地飞走。他说他已不在乎结局是否美好或者幸运。大病一场使他无限接近死亡，一夕成名使他高处不胜寒，“有些痛苦减少不了，有些结局注定不会快乐。”
　　几米在创作一个长篇，一个关于石头的爱情故事。他清楚自己眼下的局限，清楚人生总有高低起伏。“我希望我在可以很享受这种状态的时候创作，希望可以更努力。”
　　不知道什么时候创作高潮会再度来临，几米有些焦虑，“人生的悲观无法逃避，即便创作或者生活让人艰辛到窒息，也要面对。”
　　他起身离开的时候，在电梯里拘谨地叉起双手，贴着后壁站得笔直。忽然间，冒出来半句：“不过，我还是觉得大家应该学习拥抱。”